君子之处世，不显则隐，隐显则异，而其存心济物，则未有不同者。苟无济物之心，而泛然杂处于隐显之间，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。君子处世而不足为世人轻重，是与草木等耳。草木有可以济物者，世犹见重，称为君子，而无济物之心，则又草木不若也。为君子者，何忍自处于不若草木之地哉？吾于此，重为君子之羞。草木与人，相去万万，而又不若之，虽显者亦不足贵，况隐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？
吾友朱君大泾，世精疡医，存心济物，而自号曰“菊隐”。菊之为物，草木中之最微者，隐又君子没世无称之名。朱君，君子也，存心济物，其功甚大，其名甚著，固非所谓泛然杂处于隐显之中者，而乃以草木之微与君子没世无称之名以自名，其心何耶？盖菊乃寿人之草，南阳甘谷之事验之矣，其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，唯隐者得与之近，显贵者或时月一见之而已矣。而医亦寿人之道，必资草木以行其术，然非高蹈之士，不能精而明之也。是朱君因菊以隐者，若称曰：“吾因菊而显”。又曰：“吾足以显夫菊”，适以为菊之累，又何隐显之可较云。余又窃自谓曰：“朱君于余，友也。君隐于菊，而余也隐于酒。对菊命酒，世必有知陶渊明、刘伯伦者矣。”因绘为图，而并记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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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之人贵极富溢，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，穷极土木之工，而无所爱惜。既成，则不得久居其中，偶一至焉而已，有终身不得至者焉。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，力又不足以为之。夫贤公卿勤劳王事，固将不暇于此；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。
临朐相国冯公，其在廷时无可訾，亦无可称。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。其广三十亩，无杂树，随地势之高下，尽植以柳，而榜其堂曰“万柳之堂”。短墙之外，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。径曲而深，因其洼以为池，而累其土以成山；池旁皆兼葭，云水萧疏可爱。
雍正之初，予始至京师，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。一至，犹稍有亭榭。再至，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，今欹卧于水中矣。三至，则凡其所植柳，斩焉无一株之存。
人世富贵之光荣，其与时升降，盖略与此园等。然则士苟有以自得，宜其不外慕乎富贵。彼身在富贵之中者，方殷忧之不暇，又何必朘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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