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习录 · 卷下 · 门人黄以方录 · 钱德洪跋

译文

明嘉靖七年（1528）冬，我（钱德洪）和王汝中因为先生的丧事到达广信（今江西省上饶市），在给同门师友的讣告中，我们商定三年内收录先生的遗言。这之后，学友们陆续寄来了各自所作的记录。我挑选了其中比较优秀的，加上我自己的记录，共若干条。在吴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时，我打算把这些记录和《文录》共同刻印，其时又正逢我因守丧离职，未能遂愿。当时，天下讲学的与日俱增，先生的学问宗旨天下既然已共晓，好像无必要再做刻印，因此，我对这件事也就不再牵挂了。
去年，学友曾才汉获得了我的手抄本，又四处收辑了一些，取名《遗言》，在荆州刊刻发表。我阅读《遗言》，甚感采录得不够精确，因而删削了其中重复繁杂的，保留了《遗言》的三分之一，并取名《传习续录》，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出版。今年夏天，我来到湖北蕲春，沈思畏对我说：“先生的学说早已天下传播，但是这里还未流传到。蕲春的学者读到《遗言》，有如亲自聆听先生的教诲，指见良知，有如重见日月的光辉。唯担忧收录的不广博，并不因其中的重复感到累赘。请您把散失的部分收集起来刊刻出版，如何？”
我答到：“当然可以。”先生致知格物的主张，开导点化了学习的人，学习的人亲自修习，默默领悟，不敢单在知识上体会而唯求通过切实理解而有所心得。所以，先生整天不厌其烦地讲说致知格物，弟子们也整天不厌其烦地听讲。因为指示专一，领悟就会更加精细。先生还没说到，弟子已知要讲什么了，言外之意，早已心领神会，充分体现了教学双方的诚心。但是，先生逝世到今天还没有三纪（一纪为十二年），可他老人家的格言和宗旨逐渐暗淡了，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弟子身体力行得不够，凭口空说太多造成的后果吗？弟子的目标不同，先生的学说就得不到光大。
于是，我又收集了一些未刊刻的记录，采用其中不违背先生主张的，编成一卷。其余真伪难辨的和《文录》已刊刻过的，全删掉了。我将中卷改成问答的形式，交付黄梅县令张先生增刻发行。希望读者朋友不是从文义的解释上来阅读这本书，而要注重切身体会方能有所收益。如此，就不会对这本书存疑了。
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夏四月，弟子钱德洪谨跋于蕲春“崇正书院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