起屠维协洽，尽目章涒滩，凡二年。
孝惠皇帝上之下元康九年（己未，公元二九九年）
春，正月，孟观大破氐众于中亭，获齐万年。
太子洗马陈留江统以为戎、狄乱华，宜早绝其原，乃作《徙戎论》以警朝廷曰：“夫夷、蛮、戎、狄，地在要荒，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。其性气贪婪，凶悍不仁。四夷之中，戎、狄为甚，弱则畏服，强则侵叛。当其强也，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，孝文军于霸上；及其弱也，以元、成之微而单于入朝。此其已然之效也。是以有道之君牧夷、狄也，惟以待之有备，御之有常，虽稽颡执贽，而边城不弛固守，强暴为寇，而兵甲不加远征，期令境内获安，疆场不侵而已。
“及至周室失统，诸侯专征，封疆不固，而利害异心，戎、狄乘间，得入中国，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，自是四夷交侵，与中国错居。及秦始皇并天下，兵威旁达，攘胡走越，当是时，中国无复四夷也。
“汉建武中，马援领陇西太守，讨叛羌，徙其馀种于关中，居冯翊、河东空地。数岁之后，族类蕃息，既恃其肥强，且苦汉人侵之；永初之元，群羌叛乱，覆没将守，屠破城邑，邓骘败北，侵及河内。十年之中，夷、夏俱敝，任尚、马贤，仅乃克之。自此之后，馀烬不尽，小有际会，辄复侵叛，中世之寇，惟此为大。魏兴之初，与蜀分隔，疆场之戎，一彼一此。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，欲以弱寇强国，扞御蜀虏，此盖权宜之计，非万世之利也。今者当之，已受其敝矣。
“夫关中土沃物丰，帝王所居，未闻戎、狄宜在此土也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而因其衰敝，迁之畿服，士庶玩习，侮其轻弱，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；至于蕃育众盛，则坐生其心。以贪悍之性，挟愤怒之情，候隙乘便，辄为横逆；而居封域之内，无障塞之隔，掩不备之人，收散野之积，故能为祸滋蔓，暴害不测，此必然之势，已验之事也。当今之宜，宜及兵威方盛，众事未罢，徙冯翊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内诸羌，著先零、罕幵、析支之地，徙抚风、始平、京兆之氐，出还陇右，著阴平、武都之界，廪其道路之粮，令足自致，各附本种，反其旧土，使属国、抚夷就安集之。戎、晋不杂，并得其所，纵有猾夏之心，风尘之警，则绝远中国，隔阂山河，虽为寇暴，所害不广矣。
“难者曰：氐寇新平，关中饥疫，百姓悉苦，咸望宁息；而欲使疲悴之众，徒自猜之寇，恐势尽力屈，绪业不卒，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。答曰：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馀资，悔恶反善，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？将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？曰：无有馀力，势穷道尽故也。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，而令其进退由己矣。夫乐其业者不易事，安其居者无迁志。方其自疑危惧，畏怖促遽，故可制以兵威，使之左右无违也，迨其死亡流散，离逷未鸠，与关中之人，户皆为仇，故可遐迁远处，令其心不怀土也。夫圣贤之谋事也，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，道不著而平，德不显而成。其次则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攻，值困必济，遇否能通。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，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，何哉！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，率其少多，戎、狄居半，处之与迁，必须口实。若有穷乏，糁粒不继者，故当倾关中之谷，以全其生生之计，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。今我迁之，传食而至，附其种疾族，自使相赡，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，此为济行者以廪粮，遗居者以积仓，宽关中之逼，去盗贼之原，除旦夕之损，建终年之益。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，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，谋及子孙者也。
“并州之胡，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，建安中，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，听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之际，以一部太强，分为三率，泰始之初，又增为四；于是刘猛内叛，连结外虏，近者郝散之变，发于穀远。今五部之众，户至数万，人口之盛，过于西戎；其天性骁勇，弓马便利，倍于氐、羌。若有不虞风尘之虑，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。
“正始中，毌丘俭讨句骊，徙其馀种于荥阳。始徙之时，户落百数；子孙孳息，今以千计；数世之后，必至殷炽。今百姓失职，犹或亡叛，犬马肥充，则有噬啮，况于夷、狄，能不为变！但顾其微弱，势力不逮耳。
“夫为邦者，忧不在寡而在不安，以四海之广，士民之富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！此等皆可申谕发遣，还其本域，慰彼羁旅怀土之思，释我华夏纤介之忧，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，德施永世，于计为长也！”朝廷不能用。
散骑常侍贾谧侍讲东宫，对太子倨傲，成都王颖见而叱之；谧怒，言于贾后，出颖为平北将军，镇鄴。征梁王肜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；以河间王颙为镇西将军，镇关中。初，武帝作石函之制，非至亲不得镇关中；颙轻财爱士，朝廷以为贤，故用之。
夏，六月，戊戌，高密文献王泰薨。
贾后淫虐日甚，私于太医令程据等；又以簏箱载道上年少入宫，复恐其漏泄，往往杀之。贾模恐祸及己，甚忧之。裴頠与模及张华议废后，更立谢淑妃。模、华皆曰：“主上自无废黜之意，而吾等专行之，倘上心不以为然，将若之何！且诸王方强，朋党各异，恐一旦祸起，身死国危，无益社稷。”頠曰：“诚如公言。然中宫逞其昏虐，乱可立待也。”华曰：“卿二人于中宫皆亲戚，言或见信，宜数为陈祸福之戒，庶无大悖，则天下尚未至于乱，吾曹得以估游卒岁而已。”頠旦夕说其从母广城君，令戒谕贾后以亲厚太子，贾模亦数为后言祸福；后不能用，反以模为毁己而疏之；模不得志，忧愤而卒。
秋，八月，以裴頠为尚书仆射。頠虽贾后亲属，然雅望素隆，四海唯恐其不居权位，寻诏頠专任门下事，頠上表固辞，以“贾模适亡，复以臣代之，崇外戚之望，彰偏私之举，为圣朝累。”不听。或谓頠曰：“君可以言，当尽言于中宫；言而不从，当远引而去。倘二者不立，虽有十表，难以免矣。”頠慨然久之，竟不能从。
帝为人戆騃，尝在华林园闻虾蟆，谓左右曰：“此鸣者，为官乎，为私乎？”时天下荒馑，百姓饿死，帝闻之，曰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由是权在群下，政出多门，势位之家，更相荐托，有如互市。贾、郭恣横，货赂公行。南阳鲁褒作《钱神论》以讥之曰：“钱之为体，有乾坤之象，亲之如兄，字曰孔方。无德而尊，无势而热，排金门，入紫闼。危可使安，死可使活，贵可使贱，生可使杀。是故忿争非钱不胜，幽滞非钱不拨，怨仇非钱不解，令闻非钱不发。洛中硃衣、当涂之士，爱我家兄，皆无已已，执我之手，抱我终始，凡今之人，惟钱而已！”又，朝臣务以苛察相高，每有疑议，群下各立私意，刑法不壹，狱讼繁滋。裴頠上表曰：“先王刑赏相称，轻重无二，故下听有常，群吏安业。去元康四年大风，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，免太常荀寓；事轻责重，有违常典。五年二月有大风，兰台主者惩惧前事，求索阿栋之间，得瓦小邪十五处，遂禁止太常，复兴刑狱。今年八月，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；司徒、太常奔走道路，虽知事小，而按劾难测，骚扰驱驰，各竞免负，于今太常禁止未解。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，故有临时议处之制，诚不能皆得循常也。至于此等，皆为过当，恐奸吏因缘，得为浅深也。”既而曲议犹不止，三公尚书刘颂复上疏曰：“自近世以来，法渐多门，令甚不一，吏不知所守，下不知所避，奸伪者因以售其情，居上者难以检其下，事同议异，狱犴不平。夫君臣之分，各有所司。法欲必奉，故令主者守文；理有穷塞，故使大臣释滞；事有时宜，故人主权断。主者守文，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；大臣释滞，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；人主权断，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。天下万事，自非此类，不得出意妄议，皆以律令从事；然后法信于下，人听不惑，吏不容奸，可以言政矣。”乃下诏：“郎、令史复出法驳案者，随事以闻。”然亦不能革也。
颂迂吏部尚书，建九班之制，欲令百官居职希迁，考课能否，明其赏罚。贾、郭用权，仁者欲速，事竟不行。
裴頠荐平阳韦忠于张华，华辟之，忠辞疾不起。人问其故，忠曰：“张茂先华而不实，裴逸民欲而无厌，弃典礼而附贼后，此岂大丈夫之所为哉！逸民每有心托我，我常恐其溺于深渊而馀波及我，况可褰裳而就之哉！”
关内侯敦煌索靖，知天下将乱，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：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！”
冬，十一月，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初，广城君郭槐，以贾后无子，常劝后使慈爱太子。贾谧骄纵，数无礼于太子，广城君恒切责之。广城君欲以韩寿女为太子妃，太子亦欲婚韩氏以自固；寿妻贾午及后皆不听，而为太子聘王衍少女。太子闻衍长女美，而后为贾谧聘之，心不能平，颇以为言。及广城君病，临终，执后手，令尽心于太子，言甚切至。又曰：“赵粲、贾午，必乱汝家事；我死后，勿复听入。深记吾言。”后不从，更与粲、午谋害太子。
太子幼有令名，及长，不好学，惟与左右嬉戏。贾后复使黄门辈诱之为奢靡威虐，由是名誉浸减，骄慢益彰。或废朝侍而纵游逸，于宫中为市，使人屠酤，手揣斤两，轻重不差。其母，本屠家女也，故太子好之。东宫月俸钱五十万，太子常探取二月，用之犹不足。又令西园卖葵菜、蓝子、鸡、面等物而收其利。又好阴阳小数，多所拘忌。洗马江统上书陈五事：“一曰虽有微苦，宜力疾朝侍。二曰宜勤见保傅，咨谗善道。三曰画室之功，可且减省，后园刻镂杂作，一皆罢遣。四曰西园卖葵、蓝之属，亏败国体，贬损令闻。五曰缮墙正瓦，不必拘挛小忌。”太子皆不从。中舍人杜锡，恐太子不得安其位，每尽忠谏，劝太子修德业，保令名，言辞恳切。太子患之，置针著锡常所坐氈中，刺之流血，锡，预之子也。
太子性刚，知贾谧恃中宫骄贵，不能假借之。谧时为侍中，至东宫，或舍之，于后庭游戏。詹事裴权谏曰：“谧，后所亲昵，一旦交构，则事危矣。”不从。谧谮太子于后曰：“太子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，为贾氏故也。若宫车晏驾，彼居大位，依杨氏故事，诛臣等，废后于金墉，如反手耳。不如早图之，更立慈顺者，可以自安。”后纳其言，乃宣扬太子之短，布于远近。又诈为有娠，内稿物、产具，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，欲以代太子。
于时朝野咸知贾后有害太子之意，中护军赵俊请太子废后，太子不听。左卫率东平刘卞，以贾后之谋问张华，华曰：“不闻。”卞曰：“卞自须昌小吏，受公成拔以至今日。士感知己，是以尽言，而公更有疑于卞邪！”华曰：“假令有此，君欲如何？”卞曰：“东宫俊乂如林，四率精兵万人；公居阿衡之任，若得公命，皇太子因朝入录尚书事，废贾后于金墉城，两黄门力耳。”华曰：“今天子当阳，太子，人子也，吾又不受阿衡之命，忽相与行此，是无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。虽能有成，犹不免罪。况权戚满朝，威柄不一，成可必乎？”贾后常使亲党微服听察于外，颇闻卞言，乃迁卞为雍州刺史；卞知言泄，饮药而死。
十二月，太子长子A170病，太子为[A170]求王爵，不许。[A170]疾笃，太子为之祷祀求福。贾后闻之，乃诈称帝不豫，召太子入朝，既至，后不见，置于别室，遣婢陈舞以帝命赐太子酒三升，使尽饮之。太子辞以不能饮三升，舞逼之曰：“不孝邪！天赐汝酒而不饮，酒中有恶物邪！”太子不得已，强饮至尽，遂大醉。后使黄门侍朗潘岳作书草，令小婢承福，以纸笔及草，因太子醉，称诏使书之，文曰：“陛下宜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入了之。中宫又宜速自了，不自了，吾当手了之。并与谢妃共要，刻期两发，勿疑犹豫，以致后患。茹毛饮血于三辰之下，皇天许当扫除患害，立道文为王，蒋氏为内主。愿成，当三牲祠北君。”太子醉迷不觉，遂依而写之。其字半不成，后补成之，以呈帝。
壬戌，帝幸式乾殿，召公卿入，使黄门令董猛以太子书及青纸诏示之曰：“遹书如此，今赐死。”遍示诸公王，莫有言者。张华曰：“此国之大祸，自古以来，常因废黜正嫡以致丧乱。且国家有天下日浅，愿陛下详之！”裴頠以为宜先检校传书者，又请比较太子手书，不然，恐有诈妄。贾后乃出太子启事十馀纸，众人比视，亦无敢言非者。
贾后使董猛矫以长广公主辞白帝曰：“事宜速决，而群臣各不同，其不从诏者，宜以军法从事。”议至日西，不决。后见华等意坚，惧事变，乃表免太子为庶人，诏许之。于是使尚书和郁等持节诣东宫，废太子为庶人，太子改服出，再拜受诏，步出承华门，乘粗犊车，车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、三子A170、臧、尚同幽于金墉城。王衍自表离婚，许之，妃恸哭而归。杀太子母谢淑媛及A170母保林蒋俊。
孝惠皇帝上之下永康元年（庚申，公元三零零年）
春，正月，癸亥朔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西戎校尉司马阎缵舆棺诣阙上书，以为：“汉戾太子称兵拒命，言者犹曰罪当笞耳。今遹受罪之日，不敢失道，犹为轻于戾太子。宜重选师傅，先加严诲，若不悛改，弃之未晚也。”书奏，不省。缵，圃之孙也。
贾后使黄门自首欲与太子为逆。诏以黄门首辞班示公卿，遣东武公澹以千兵防卫太子，幽于许昌宫，令持书御史刘振持节守之，诏宫臣不得辞送。洗马江统、潘滔、舍人王敦、杜蕤、鲁瑶等冒禁至伊水，拜辞涕泣。司隶校尉满奋收缚统筹送狱。其系河南狱者，乐广悉解遣之；系洛阳县狱者，犹未释。都官从事孙琰说贾谧曰：“所以废徙太子，以其为恶故耳。今宫臣冒罪拜辞，而加以重辟；流闻四方，乃更彰太子之德也，不如释之。”谧乃语洛阳令曹摅使释之；广亦不坐。敦，览之孙；摅，肇之孙也。太子至许，遗王妃书，自陈诬枉，妃父衍不敢以闻。
丙子，皇孙A170卒。
三月，尉氏雨血，妖星见南方，太白昼见，中台星拆。张华少子韪劝华逊位，华不从，曰：“天道幽远，不如静以待之。”
太子既废，众情愤怒。有卫督司马雅、常从督许超，皆尝给事东宫，与殿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，复太子。以张华、裴頠安常保位，难与行权，右军将军赵王伦执兵柄，性贪冒，可假以济事。乃说孙秀曰：“中宫凶妒无道，与贾谧等共诬废太子。今国无嫡嗣，社稷将危，大臣将起大事，而公名奉事中宫，与贾、郭亲善，太子之废，皆云豫知，一朝事起，祸必相及，何不先谋之乎！”秀许诺，言于伦，伦纳焉，遂告通事令史张林及省事张衡等，使为内应。
事将起，孙秀言于伦曰：“太子聪明刚猛，若还东宫，必不受制于人。明公素党于贾后，道路皆知之，今虽建大功于太子，太子谓公特逼于百姓之望，翻覆以免罪耳，虽含忍宿忿，必不能深德明公，若有瑕衅，犹不免诛。不若迁延缓期，贾后必害太子，然后废贾后，为太子报仇，岂徒免祸而已，乃更可以得志！”伦然之。
秀因使人行反间，言殿中人欲废皇后，迎太子。贾后数遣宫婢微服于民间听察，闻之甚惧。伦、秀因劝谧等早除太子，以绝众望。癸未，贾后使太医令程据和毒药。矫诏使黄门孙虑至许昌毒太子。太子自废黜，恐被毒，常自煮食于前；虑以告刘振，振乃徙太子于小坊中，绝其食，宫人犹窃于墙上过食与之。虑逼太子以药，太子不肯服，虑以药杵椎杀之。有司请以庶人礼葬，贾后表请以广陵王礼葬之。
夏，四月，辛卯朔，日有食之。
赵王伦、孙秀将讨贾后，告右卫佽飞督闾和，和从之，期以癸巳丙夜一筹，以鼓声为应。癸巳，秀使司马雅告张华曰：“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，为天下除害，使雅以告。”华拒之。雅怒曰：“刃将加颈，犹为是言邪！”不顾而出。及期，伦矫诏敕三部司马曰：“中宫与贾谧等杀吾太子，今使车骑入废中宫，汝等皆当从命，事毕，赐爵关中侯，不从者诛三族。”众皆从之。又矫诏开门，夜入，陈兵道南，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百人排冏而入，华林令骆休为内应，迎帝幸东堂，以诏召贾谧于殿前，将诛之。谧走入西钟下，呼曰：“阿后救我！”就斩之。贾后见齐王冏，惊曰：“卿何为来？”冏曰：“有诏收后。”后曰：“诏当从我出，何诏也！”后至上閤，遥呼帝曰：“陛下有妇，使人废之，亦行自废矣。”是时，梁王肜亦预其谋，后问冏曰：“起事者谁？”冏曰：“梁、赵。”后曰：“系狗当系颈，反系其尾，何得不然！”遂废后为庶人，幽之于建始殿，收赵粲、贾午等付暴室考竟。诏尚书收捕贾氏亲党，召中书监、侍中、黄门侍郎、八座皆夜入殿。尚书始疑诏有诈，郎师景露版奏请手诏，伦等斩之以徇。
伦阴与秀谋篡位，欲先除朝望，且报宿怨，乃执张华、裴頠、解系、解结等于殿前。华谓张林曰：“卿欲害忠臣邪？”林称诏诘之曰：“卿为宰相，太子之废，不能死节，何也？”华曰：“式乾之议，臣谏事具存，可覆按也。”林曰：“谏而不从，何不去位？”华无以对。遂皆斩之，仍夷三族。解结女适裴氏，明日当嫁而祸起，裴氏欲认活之，女曰：“家既若此，我何以活为！”亦坐死。朝廷由是议革旧制，女不从死。甲午，伦坐端门，遣尚书和郁持节送贾庶人于金墉；诛刘振、董猛、孙虑、程据等；司徒王戎及内外官坐张、裴亲党黜免者甚众。阎缵抚张华尸恸哭曰：“早语君逊位而不肯，今果不免，命也！”
于是赵王伦称诏赦天下，自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相国、侍中，一依宣、文辅魏故事。置府兵万人，以其世子散骑常侍荂领冗从仆射，子馥为前将军，封济阳王；虔为黄门朗，封汝阴王；诩为散骑侍郎，封霸城侯。孙秀等皆封大郡，并据兵权，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，百官总己以听于伦。伦素庸愚，复受制于孙秀。秀为中书令，威权振朝廷，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。
诏追复故太子遹位号，使尚书和郁帅东宫官属迎太子丧于许昌，追封遹子A170为南阳王，封[A170]弟臧为临淮王，尚为襄阳王。
有司奏：“尚书令王衍备位大臣，太子被诬，志在苟免，请禁锢终身。”从之。
相国伦欲收入望，选用海内名德之士，以前平阳太守李重、荥阳太守荀组为左、右长史，东平王堪、沛国刘谟为左、右司马，尚书郎阳平束皙为记室，淮南王文学荀嵩、殿中郎陆机为参军。组，勖之子；嵩，彧之玄孙也。李重知伦有异志，辞疾不就，伦逼之不已，忧愤成疾，扶曳受拜，数日而卒。
丁酉，以梁王肜为太宰，左光禄大夫何劭为司徒，右光禄大夫刘寔为司空。
太子遹之废也，将立淮南王允为太弟，议者不合。会赵王伦废贾后，乃以允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中护军。
己亥，相国伦矫诏遣尚书刘弘赍金屑酒，赐贾后死于金墉城。
五月，己巳，诏立临淮王臧为皇太孙，还妃王氏以母之；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，相国伦行太孙太傅。
己卯，谥故太子曰愍怀；六月，壬寅，葬于显平陵。
清河康王遐薨。
中护军淮南王允，性沉毅，宿卫将士皆畏服之。允知相国伦及孙秀有异志，阴养死士，谋讨之；伦、秀深惮之。秋，八月，转允为太尉，外示优崇，实夺其兵权。允称疾不拜。秀遣御史刘机逼允，收其官属以下，劾以拒诏，大逆不敬。允视诏，乃秀手书也，大怒，收御史，将斩之，御史走免，斩其令史二人。厉色谓左右曰：“赵王欲破我家！”遂帅国兵及帐下七百人直出，大呼曰：“赵王反，我将讨之，从我者左袒。”于是归之者甚众。允将赴宫，尚书左丞王舆闭掖门，允不得入，遂围相府。允所将兵皆精锐，伦与战，屡败，死者千馀人。太子左率陈徽勒东宫兵，鼓噪于内以应允。允结陈于承华门前，弓弩齐发，射伦，飞矢雨下。主书司马眭秘以身蔽伦，箭中其背而死。伦官属皆隐树而立，每树辄中数百箭，自辰至未，中书令陈淮，徽之兄也，欲应允，言于帝曰：“宜遣白虎幡以解斗。”乃使司马督护伏胤将骑四百持幡从宫中出。侍中汝阴王虔在门下省，阴与胤誓曰：“富贵当与卿共之。”胤乃怀空板出，诈言有诏助淮南王。允不之觉，开阵内之，下车受诏；胤因杀之，并杀允子秦王郁、汉王迪，坐允夷灭者数千人。曲赦洛阳。初，孙秀尝为小吏，事黄门郎潘岳，岳屡挞之。卫尉石崇之甥欧阳建素与相国伦有隙，崇有爱妾曰绿珠，孙秀便求之，崇不与。及淮南王允败，秀因称石崇、潘岳、欧阳建奉允为乱，收之。崇叹曰：“奴辈利吾财尔！”收者曰：“知财为祸，何不早散之？”崇不能答。初，潘岳母常诮责岳曰：“汝当知足，而乾没不已乎！”及败，岳谢母曰：“负阿母。”遂与崇，建皆族诛，籍没崇家。相国伦收淮南王母弟吴王晏，欲杀之。光禄大夫傅祗争之于朝堂，众皆谏止伦，伦乃贬晏为宾徒县王。
齐王冏以功迁游击将军，冏意不满，有恨色。孙秀觉之，且惮其在内，乃出为平东将军，镇许昌。
以光禄大夫陈准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；未几，薨。
孙秀议加相国伦九锡，百官莫敢异议。吏部尚书刘颂曰：“昔汉之锡魏，魏之锡晋，皆一时之用，非可通行。周勃、霍光，其功至大，皆不闻有九锡之命也。”张林积忿不已，以颂为张华之党，将杀之。孙秀曰：“杀张、裴已伤时望，不可复杀颂。”林乃止。以颂为光禄大夫。遂下诏加伦九锡，复加其子荂抚军将军，虔中军将军，诩为侍中。又加孙秀侍中、辅国将军，相国司马、右率如故。张林等并居显要。增相府兵为二万人，与宿卫同，并所隐匿之兵，数逾三万。
九月，改司徒为丞相，以梁王肜为之，肜固辞不受。
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，秀狡黠贪淫，所与共事者，皆邪佞之士，惟竞荣利，无深谋远略，志趣乖异，互相憎嫉。秀子会为射声校尉，形貌短陋，如奴仆之下者，秀使尚帝女河东公主。
冬，十一月，甲子，立皇后羊氏，赦天下。后，尚书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。外祖平南将军乐安孙旂，与孙秀善，故秀立之。拜玄之光禄大夫、特进、散骑常侍，封兴晋侯。
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，以成都内史中山耿滕为益州刺史。廞，贾后之姻亲也。闻征，甚惧，且以晋室衰乱，阴有据蜀之志，乃倾仓廪，赈流民，以收众心。以李特兄弟材武，其党类皆巴西人，与廞同郡，厚遇之，以为爪牙。特等凭恃廞势，专聚众为盗，蜀人患之。滕数密表：“流民刚剽，蜀人软弱，主不能制客，必为乱阶，宜使还本居。若留之险地，恐秦、雍之祸更移于梁、益矣。”廞闻而恶之。
州被诏书，遣文武千馀人迎滕。是时，成都治少城，益州治太城，廞犹在太城，未去。滕欲入州，功曹陈恂谏曰：“今州、郡构犯日深，入城必有大祸，不如留少城以观其变，檄诸县合村保以备秦氐，陈西夷行至，且当待之。不然，退保犍为，西渡江源，以防非常。”滕不从。是日，帅众入州，廞遣兵逆之，战于西门，滕败死。郡吏皆窜走，惟陈恂面缚诣廞请滕丧，廞义而许之。
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陈总。总至江阳，闻廞有异志，主簿蜀郡赵模曰：“今州郡不协，必生大变，当速行赴之。府是兵要，助顺讨逆，谁敢动者！”总更缘道停留，比至南安鱼涪津，已遇廞军，模白总：“散财募士以拒战，若克州军，则州可得；不克，顺流而退，必无害也。”总曰：“赵益州忿耿侯，故杀之；与吾无嫌，何为如此！”模曰：“今非起事，必当杀君以立威。虽不战，无益也！”言至垂涕，总不听，众遂自溃。总逃草中，模著总服格战；廞兵杀模，见其非是，更搜求得总，杀之。
廞自称大都督，大将军、益州牧，署置僚属，改易守令。王官被召，无敢不往。李庠帅妹婿李含、天水任回、上官昌、扶风李攀、始平费他、氐苻成、隗伯等四千骑归廞。廞以庠为威寇将军，封阳泉亭侯，委以心膂，使招合六郡壮勇至万馀人，以断北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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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者鲲鹏小斥鴳，各乘天运相遨嬉。
披襟散发对风物，猥肯龌龊同醯鸡。
江南况饶山水窟，当春草树交芳菲。
闽峤丈人命游屐，诏以弟子从其师。
探历桥渠越堞坂，众峦殊壑笼朝曦。
钟山气变最葱茜，辇道策蹇穿烟霏。
草间石像未剥蚀，布列犀象争瑰奇。
孝陵惨澹数百载，龙盘走势犹见之。
归途折入半山寺，溪泉㶁㶁鸣城陴。
绿坡构架蔽丛木，小憩腰脚醒肝脾。
万古一墩俯樵牧，尚想倔强蹲孤罴。
啼鸦引步蜂蝶伴，鉴园在眼觞榼随。
顿出荦确就夷坦，缀英紫翠环参差。
临流有会骋逸兴，横舸取影嵌玻璃。
主客次第昵篙桨，澜漪荡漾山风吹。
尚书干略匡时危，吾师汪汪千顷陂。
郑卿锋棱敛颊颐，玩世工部霜雪髭。
馀子各负鶱腾姿，各毗狂狷各瘠肥。
孤生折泄号樗散，更倒涧壑供点嗤。
万牛不博径寸效，身手惭与群贤跻。
凌烟生面待蓝本，渴羌但解浆流匙。
纪游饯别夕阳裹，一霎胜趣难摹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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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结绳以理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儒者云：“伏羲氏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又曰：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‘三坟’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‘五典’，言常道也。”《春秋传》载楚左史能读三坟、五典。《礼记》曰：“外史掌三皇、五帝之书。”由斯而言，则坟、典文义，三、五史策，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。
爰及后古，其书不传，惟唐、虞已降，可得言者。然自尧而往，圣贤犹述，求其一二，仿佛存焉。而后来诸子，广造奇说，其语不经，其书非圣。故马迁有言：“神农已前，吾不知矣。”班固亦曰：“颛顼之事，未可明也。”斯则坟、典所记，无得而称者焉。右说三坟五典案尧、舜相承，已见坟、典；周监二代，各有书籍。至孔子讨论其义，删为《尚书》，始自唐尧，下终秦穆，其言百篇，而各为之序。
属秦为不道，坑儒禁学，孔子之末孙曰忠，壁藏其书。汉室龙兴，旁求儒雅，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，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。时伏生年且百岁，言不可晓，口授其书，才二十九篇。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、大小夏侯。宣帝时，复有河内女子，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，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，行之于世。其篇所载年月，不与序相符会，又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《泰誓》不同，故汉、魏诸儒，咸疑其谬。
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即孔忠所藏，科斗之文字也。鲁恭王坏孔子旧宅，始得之于壁中。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，增多二十五篇，更以隶古字写之，编为四十六卷。司马迁屡访其事，故多有古说。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。值武帝末，巫蛊事起，经籍道息，不获奏上，藏诸私家。刘向取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，脱误甚众。至于后汉，孔子之本遂绝。其有见于经典者，诸儒皆谓之逸书。王肃亦注《今文尚书》，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，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？
晋元帝时，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《传》奏上，而缺《舜典》一篇，乃取肃之《尧典》，从“慎徽”以下分为《舜典》以续之。自是欧阳、大小夏侯家等学，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注废，而古文孔传独行，列于学官，永为世范。齐建武中，吴兴人姚方兴采马、王之义以造孔传《舜典》，云于大航购得，诣阙以献。举朝集议，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，其文入北，中原学者得而异之，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。古今人所习《尚书·舜典》，元出于姚氏者焉。右说《尚书》当周室微弱，诸侯力争，孔子应聘不遇，自卫而归。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，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。上遵周公遗制，下明将来之法，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。
经成以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为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当世君臣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故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
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邹氏无师，夹氏有录无书，故不显于世，汉兴，董仲舒、公孙弘并治《公羊》，其传习者有严、颜二家之学。宣帝即位，闻卫太子私好《穀梁》，乃召名儒蔡千秋、萧望之等大议殿中，因置博士。
平帝初，立《左氏》。逮于后汉，儒者数廷毁之。会博士李封卒，遂不复补。
逮和帝元兴十一年，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。至魏、晋，其书渐行，而二《传》亦废。今所用《左氏》本，即杜预所注者。右说《春秋》。
又当春秋之世，诸侯国自有史。故孔子求众家史记，而得百二十国书。如楚之书，郑之志，鲁之春秋，魏之纪年，此其可得言者。
左丘明既配经立传，又撰诸异同，号曰《外传国语》，二十一篇。斯盖采书、志等文，非唯鲁之史记而已。
楚、汉之际，有好事者，录自古帝王，公侯、卿大夫之世，终乎秦末，号曰《世本》，十五篇。春秋之后，七雄并争，秦并诸侯，则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
汉兴，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，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右说《左传》。
孝武之世，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，勒成一史，其意未就而卒。子迁乃述父遗志，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据楚、汉列国时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讫麟止，作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，都谓之《史记》。厥协《六经》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言，藏诸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以俟后圣君子。
至宣帝时，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而十篇未成，有录而已。元、成之间，褚先生更补其缺，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》、《日者》等传，辞多鄙陋，非迁本意也。
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，以迁书周、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，不专据正经，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，皆凭旧典，以纠其谬。今则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代焉。右说《史记》《史记》所书，年止汉武，太初以后，阙而不灵。其后刘向、向子歆及诸好事者，若冯商、卫衡、扬雄、史岑、梁审、肆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等相次撰续，迄于哀、平间，犹名《史记》。
至建武中，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，不足以踵前史；又雄、歆褒美伪新，误后惑众，不当垂之后代者也。于是采其旧事；旁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
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，乃起元高皇，终乎王莽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，综其行事，上下通洽，为《汉书》纪、表、志、传百篇。其事未毕，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《史记》者，有诏京兆书系，悉录家书封上。固弟超诣阙自陈，明帝引见，言固续父所作，不敢改易旧书，帝意乃解。即出固，征诣校书，受诏卒业。经二十余载，至章帝建初中乃成。
固后坐窦氏事，卒于洛阳狱，书颇散乱，莫能综理。其妹曹大家，博学能属文，奉诏校叙。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，从大家受读。其八表乃《天文志》等，犹未克成，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。而《古今人表》尤不类本书。
始自汉末，迄乎陈世，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，至于专门受业，遂与《五经》相亚。
初，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，乃诏侍中荀悦依《左氏传》体，删为《汉纪》三十篇，命秘书给纸笔。经五六年乃就。其言简要，亦与纪传并行。右说《汉书》在汉中兴，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作《世祖本纪》，并撰功臣及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事，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
自是以来，春秋考纪亦以焕炳，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。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、表、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，起自建武，讫乎永初。事业垂竟，而珍、尤继卒。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泽侯表、南于单、西羌传、地理志。至元嘉元年，复令太中大夫边韶、大军营司马崔寔、议郎朱穆、曹寿杂作《孝穆》、《崇》及《顺烈皇后传》，又增《外戚传》入思安等后，《儒林列传》入崔篆诸人。寔、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《百官表》，顺帝功臣《孙程》、《郭愿》及《郑众》、《蔡伦》等传。凡百十有四篇，号曰《汉纪》。熹平中，光禄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杨彪、卢植著作东观，接续纪传之可成者，而邕别作《朝会》、《车服》二志。后坐事徙朔方，上书求还，续成十志。会董卓作乱，大驾西迁，史臣废弃，旧文散佚。及在许都，杨彪颇存注记。至于名贤君子，自永初已下阙续。魏黄初中，唯著《先贤表》，故《汉记》残缺，至晋无成。
泰始中，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，缀其所闻，起元兴武，终于孝献，录世十二，编年二百，通综上下，旁引庶事，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，号曰《续汉书》。
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书》，帝纪十二、皇后纪二、典十、列传七十、谱三，总九十七篇。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，作者相继，为编年者四族，创纪传者五家，推其所长，华氏居最。而遭晋室东徙，三惟一存。
至宋宣城太守范晔，乃广集学徒，穷览旧籍，删烦补略，作《后汉书》，凡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，合为百篇。会晔以罪被收，其十志亦未成而死。先是，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《汉氏后书》，依荀悦体，著《后汉纪》三十篇。世言汉中兴史者，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右说《后汉书》魏史，黄初、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创纪传，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，秘书监王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，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等，复共撰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，勒成《魏书》四十四卷。其书多为时讳，殊非实录。
吴大帝之季年，始命太史丁孚、郎中项峻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文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，更敕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、华覈访求往事，相与记述。并作之中，曜、莹为首。当归命侯时，昭广先亡，曜、莹徙黜，史官久阙，书遂无闻。覈表请召曜、莹续成前史，其后曜独终其书，定为五十五卷。
至晋受命，海内大同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，撰为《国志》凡六十五篇。夏侯湛时亦著《魏书》，见寿所作，便坏已草而罢。及寿卒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《国志》明乎得失，辞多劝戒，有益风化，愿垂采录。于是诏下河南尹，就家写其书。
先是，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，事止明帝。其后孙盛撰《魏氏春秋》，王隐撰《蜀记》，张勃撰《吴录》，异闻错出，其流最多。宋文帝以《国志》载事伤于简略，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，补注其阙。由是世言《三国志》者，以裴《注》为本焉。右说《三国志》晋史，洛京时，著作郎陆机始撰《三祖纪》，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。会中朝丧乱，其书不存。先是，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子隐博学多闻，受父遗业，西都事迹，多所详究。过江为著作郎，受诏撰晋史。为其同僚虞预所诉，坐事免官。家贫无资，书未遂就，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。亮给其纸笔，由是获成，凡为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咸康六年，始诣阙奏上。隐虽好述作，而辞拙才钝。其书编次有序者，皆铨所修；章句混漫者，必隐所作。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《晋纪》，自宣迄愍七帝，五十三年，凡二十二卷。其书简略，直而能婉，甚为当时所称。
晋江左史官，自邓粲、孙盛、檀道鸾、王韶之已下，相次继作。远则偏记两帝，近则唯叙八朝。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，始撰《晋中兴书》，勒成一家，首尾该备。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、西二史，合成一书。
皇家贞观中，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，制作虽多，未能尽善，乃敕史官更加纂录。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，兼引伪史十六国书，为纪十、志十二、列传七十、载记三十，并叙例、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。自是言晋史者，皆弃其旧本，竞从新撰者焉。右说《晋书》。
宋史，元嘉中，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。自此以外，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。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。松之寻卒，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，为一家之言。孝建初，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，元嘉名臣皆其所撰。宝生被诛。
大明六年，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。爰因何、山、苏所述，勒成一书，其《臧质》、《鲁爽》、《王僧达》诸传，又皆孝武自造，而序事多虚，难以取信。自永光已后，至禅让十余年中，阙而不载。至齐著作沈约，更补缀所遗，制成新史。
始自义熙肇号，终乎升明三年。为纪十、志三十、列传六十，合百传，名曰《宋书》。
永明末，其书既行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沈约见而叹曰：“吾所不逮也。”由是世之言宋史者，以裴《略》为上，沈《书》次之。右说《宋书》。
齐史，江淹始受诏著述，以为史之所难，无出于志，故先著十《志》，以见其才。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。梁天建中，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，书成表奏之。
诏付秘阁。起升明之年，尽永元之代。为纪八、志十一、列传四十，合成五十九篇。
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，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。有诏：“齐氏故事，布在流俗，闻见既多，可自搜访也。”均遂撰《齐春秋》三十篇。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，帝恶其实，诏燔之。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。右说《齐书》。
梁史，武帝时，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、步兵校尉鲍行卿、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，已有百篇。值承圣沦没，并从焚荡。庐江何之元、沛国刘璠以所闻见，穷其始末，各撰《梁典》三十篇，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。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，施功未周。但既当朝务，兼知国史，至于陈亡，其书不就。
陈史，初有吴郡顾野王、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，其武、文二帝纪即顾、傅所修。太建初，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，事伤繁杂，姚察就加删改，粗有条贯。
及江东不守，持以入关。隋文帝尝索梁、陈事迹，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，而依违荏苒，竟未绝笔。
皇家贞观初，其子思廉为著作郎，奉诏撰成三史。于是凭其旧稿，加以新录，弥历九载，方始毕功。定为《梁书》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六卷，今并行世焉。
右说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。
十六国史，前赵刘聪时，领左国史公师彧撰《高祖本纪》及功臣传二十人，甚得良史之体，凌修谮其讪谤光帝，聪怒而诛之。刘曜时，平舆子和苞撰《汉赵记》十篇，事止当年，不终曜灭。
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、宗历、傅畅、郑愔等撰《上党国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赵书》。其后又令王兰、陈安、程阴、徐机等相次撰述。至石虎，并令刊削，使勒功业不传。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、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、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，集为《邺都记》、《赵记》等书。
前燕有起居注，杜辅全录以为《燕纪》。后燕建兴元年，董统受诏草创后书，著本纪并佐命功臣、王公列传，合三十卷。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，足成一家之言。
但褒述过美，有惭董史之直。其后申秀、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。
南燕，有赵郡王景晖，尝事德超，撰二主起居注。超亡，仕于冯氏，官至中书令，仍撰《南燕录》六卷。
蜀初号曰成，后改称汉。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《汉之书》十卷。后入晋秘阁，改为《蜀李书》。璩又撰《华阳国志》，具载李氏兴灭。
前凉，张骏十五年，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，以付秀才索绥，作《凉国春秋》五十卷。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，著《凉记》十二卷。
建康太守索晖、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《凉书》。
前秦史官，初有赵渊、车敬、梁熙、韦谭相继著述。苻坚尝取而观之，见苟太后幸李威事，怒而焚灭其本。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，十不一存。及宋武帝入关，曾访秦国事，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，并无所获。先是，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，值秦灭，隐于商洛山，著书不辍，有冯翊、车频助其经费。整卒，翰乃启频纂成其书，以元嘉九年起，至二十八年方罢，定为三卷。而年月失次，首尾不伦。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，删为《秦纪》十一篇。
后秦，扶风马僧虔、何东卫隆景并著《秦史》。及姚氏之灭，残缺者多。泓从弟和都，仕魏为佐民尚书，又追撰《秦纪》十卷。
夏，天水赵思群、北地张渊，于真兴、承光之世，并受命著其国书。及统万之亡，多见焚烧。
西凉与西秦，其史或当代所书，或他邦所录。段龟龙记吕氏，宗钦记沮渠氏，郭韶记秃发氏，韩显宗记冯氏。唯有四者可知，自馀不详谁作。
魏氏黄门侍郎崔鸿，乃考覈众家，辨其同异，除烦补阙，错综纲纪，易其国书曰录，主纪曰传，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。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，逮正始元年，鸠集稽备，而犹阙蜀事，不果成书。推求十有五年，始于江东购获，乃增其篇目，勒为十卷。鸿殁后，永安中，其子缮写奏上，请藏诸秘阁。由是伪史宣布，大行于时。右说《十六国春秋》。
元魏史，道武时，始令邓渊著国纪，唯为十卷，而条例未成。暨乎明元，废而不述。神□二年，又诏集诸文士崔浩、浩弟鉴、高谠、邓颍、晁继、范亨、黄辅等撰国书，为三十卷。又特命浩总监史任，务从实录。复以中书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，续成前史书，叙述国事，无隐所恶，而刊石写之，以示行路。
浩坐此夷三族，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。自是遂废史官。至文成帝和平元年，始复其职，而以高允典著作，修国记。允年已九十，手目俱衰。时有校书郎刘模，长于缉缀，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。如是者五六岁。所成篇卷，模有力焉。初，国记自邓、崔以下，皆相承作编年体。至孝文太和十一年，诏秘书丞李彪，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。宣武时，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。既而崔光、王遵业补续，下讫孝明之世。温子升复修《孝庄纪》，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魏史官私所撰，尽于斯矣。
齐天保二年，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，勒成一史又命刁柔、辛元植、房延祐、<目击>仲让、裴昂之，高孝幹等助其编次。收所取史官，惧相凌忽，故刁、辛诸子并乏史才，唯以仿佛学流，凭附得进。于是大征百家谱状，斟酌以成《魏书》。
上自道武，下终孝靖，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。收谄齐氏，于魏室多不平。既党北朝，又厚诬江左。性憎胜己，喜念旧恶，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，莫不被以丑言，没其善事。迁怒所至，毁及高曾。书成始奏，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。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。时尚书令杨遵彦，一代贵臣，势倾朝野，收撰其家传甚美，是以深被党援。诸讼史者皆获重罚，或有毙于狱中。群怨谤声不息。孝昭世，敕收更加研审，然后宣布于外。武成尝访诸群臣，犹云不实，又令治改，其所变易甚多。
由是世薄其书，号为“秽史”。
至隋开皇，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、辛德源更撰《魏书》，矫正收失。澹以西魏为真，东魏为伪，故文、恭列纪，孝靖称传。合纪、传、论例，总九十二篇。
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，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，学士潘徽、褚亮、欧阳询等佐之。
会素薨而止。今世称魏史者，犹以收本为主焉。右说《魏书》高齐史，天统初，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，名曰《黄初传天录》。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，著《皇帝实录》，唯记行师，不载它事。自武平后，史官阳休之、杜台卿、祖崇儒、崔子发等相继注记。
逮于齐灭，隋秘书监王劭、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，多识故事。王乃凭述起居注，广以异闻，造编年书，号曰《齐志》，时有六卷。李在齐预修国史，创纪传书二十七卷。自开皇初，奉诏续撰，增多齐史三十八篇，以上送官，藏之秘府。皇家贞观初，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，杂采它书，演为五十卷。今之言齐史者，惟王、李二家云。右说《北齐书》。
宇文周史，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，直辞正色，事有可称。至隋开皇中，秘书监牛弘追撰《周纪》十有八篇，略叙纪纲，仍皆抵忤。皇家贞观初，敕秘书丞令狐德棻、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，定为《周书》五十卷。右说《后周书》。
隋史，当开皇仁寿时，王劭为书八十卷，以类相从，定其篇目。至于编年、纪传，并阙其体。炀帝世，惟有王胄等所修《大业起居注》。及江都之祸，仍多散逸。皇家贞观初，敕中书侍郎颜师古、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《隋书》五十五卷，与新撰《周书》并行于时。
初，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，乃命学士分修。事具于上。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，凡有赞论，征多预焉。始以贞观三年创造，至十八年方就，合为《五代纪传》，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，下于史阁。惟有十志，断为三十卷，寻拟续奏，未有其文。又诏左仆射于志宁、太史令李淳风、著作郎韦安仁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。其先撰史人，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。太宗崩后，刊勒始成。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其实别行，俗称为《五代史志》。右说《隋书》。
惟大唐之受命也，义宁、武德间，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《创业起居注》三篇。
自是司空房玄龄、给事中许敬宗、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，号为“实录”。
迄乎三帝，世有其书。
贞观初，姚思兼廉撰纪传，粗成三十卷。至显庆元年，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、令狐德棻、著作郎刘胤之、杨仁卿、起居郎顾胤等，因其旧作，缀以后事，复为五十卷。虽云繁杂，时有可观。龙朔中，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。更增前作，混成百卷。如《高宗本纪》及永徽名臣、四夷等传，多是其所造。又起草十志，未半而终。敬宗所作纪传，或曲希时旨，或猥饰私憾，凡有毁誉，多非实录。必方诸魏伯起，亦犹张衡之蔡邕焉。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《于志宁》、《许敬宗》、《李义府》等传，载言记事，见推直笑。惜其短岁，功业未终。至长寿中，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，终于弘道，撰为《唐书》百有十卷。凤及以喑聋不才，而辄议一代大典，凡所撰录，皆索责私家行状，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。
或言皆比兴，全类咏歌，或语多鄙朴，实同文案，而总入编次，了无厘革。其有出自胸臆，申其机杼，发言则嗤鄙怪诞，叙事则参差倒错。故阅其篇第，岂谓可观；披其章句，不识所以。既而悉收姚、许诸本，欲使其书独行。由是皇家旧事，残缺殆尽。
长安中，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、司封郎中徐坚、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《唐书》，勒成八十卷，神龙元年又与坚、兢等重修《则天实录》，编为二十卷，夫旧史之坏，其乱如绳，错综艰难，期月方毕。虽言无可择，事多遗恨，庶将来削稿，犹有凭焉。
大抵自古史臣撰录，其梗概如此。盖属词比事，以月系年，为史氏之根本，作生人之耳目者，略尽于斯矣。自馀偏记小说，则不暇具而论之，右说《唐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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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州有石色皆紫，端州紫石砚盈市。
入市买砚苦不佳，佳者旧坑今在水。
前者尚书来搜坑，发兵障溪涸溪底。
溪水玲珑赴岩深，此坑宛在深岩里。
泅人没水舟然灰，腰斧穿岩及坑止。
坑中扪石截如泥，精粗不辨谁者是。
回身攀舷向灰掷，石被风僵兼火炙。
琢出犹存火衲文，最佳乃是蕉叶白。
点石取名献尚书，泅人出水浑搜索。
即今尚书一门屠，壮士磨刀复谁惜！
我闻此言自叹息，浪说鸲鹆眼能碧。
我有歙砚亦非真，笔锋扫秃何曾释。
只道端州砚易寻，那知满市屏风石！
归来洗砚还著书，此砚虽粗书盈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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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公书势蛟鼍横，斫剑画椎起人敬。
一朝光气满山川，千岁残碑出坑阱。
摩挲失喜寄青毡，河永江闲夸季孟。
尚书孝友更思贤，岂徒凤墅备搜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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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古之书，有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其次有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、梼杌、志、乘。自汉已下，其流渐繁，大抵史名多以书、记、纪、略为主。后生祖述，各从所好，沿革相因，循环递习。盖区域有限，莫逾于此焉。
至孙盛有《魏氏春秋》，孔衍有《汉魏尚书》，陈寿、王劭曰志，何之元、刘璠曰典。此又好奇厌俗，习旧捐新，虽得稽古之宜，未达从时之义。
榷而论之，其编年月者谓之纪，列纪、传者谓之书，取顺于时，斯为最也。
夫名以定体，为实之宾，苟失其途，有乖至理。案吕、陆二氏，各著一书，唯次篇章，不系时月。此乃子书杂记，而皆号曰春秋。鱼豢、姚察著魏、梁二史，巨细毕载，芜累甚多，而俱榜之以略，考名责实，奚其爽欤！
若乃史传杂篇，区分类聚，随事立号，谅无恒规。如马迁撰皇后传，而以外戚命章。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，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，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，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，可乎？班固撰《人表》，以古今为目。寻其所载也，皆自秦而往，非汉之事，古诚有之，今则安在？子长《史记》别创八书，孟坚既以汉为书，不可更标书号，改书为志，义在互文。而何氏《中兴》，易志为记，此则贵于革旧，未见其能取新。
夫战争方殷，雄雌未决，则有不奉正朔，自相君长。必国史为传，宜别立科条。至如陈、项诸雄，寄编汉籍；董、袁群贼，附列《魏志》。既同臣子之例，孰辨彼此之殊？唯《东观》以平林、下江诸人列为载记。顾后来作者，莫之遵效。
逮《新晋》，始以十六国主持，载记表名，可谓择善而行，巧于师古者矣。
观夫旧史列传，题卷靡恒。文少者则具出姓名，若司马相如、东方朔是也。
字烦者唯书姓氏，若毋将、盖、郑、诸葛传是也。必人多而姓同者，则结定其数，若二袁、四张、二公孙传是也。如此标格，足为详审。
至范晔举例，始全录姓名，历短行于卷中，丛细字于标外，其子孙附出者，注于祖先之下，乃类俗之文案孔目、药草经方，烦碎之至，孰过于此？窃以《周易》六爻，义存象内；《春秋》万国，事具《传》中。读者研寻，篇中自晓，何必开帙解带，便令昭然满目也。
自兹已降，多师蔚宗。魏收因之，则又甚矣。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者，于其人姓名之上，又列之以邦域，申之以职官，至如江东帝主，则云僣晋司马叡、岛夷刘裕；河西酋长，则云私署凉州牧张寔、私署凉王李暠。此皆篇中所具，又于卷首具列。必如收意，使其撰两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题诸盗贼传，亦当云僣西楚霸王项羽、伪宁朔王隗嚣。自余陈涉、张步、刘璋、袁术，其位号皆一二具言，无所不尽者也。
盖法令滋章，古人所慎。若范、魏之裁篇目，可谓滋章之甚者乎？苟忘彼大体，好兹小数，难与议夫“婉而成章”，“一字以为褒贬”者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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