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习录 · 卷中 · 答顾东桥书 · 十二

译文

信中说：“杨朱、墨子的义与仁，乡愿的忠信，尧、舜、子之的禅让，商汤、周武王、项羽的流放与杀伐，周公、王莽、曹操的摄政，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，又该听谁的呢？更何况对于古今事变、礼乐名物不曾考察识别，假使国家要造明堂、立学校、定历法乐律、行封禅大典，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？所以《论语集注》中说‘生而知之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’，这句话可以称得上是定论了。”
你信中提到的杨朱、墨翟、乡愿、唐尧、虞舜、子之、商汤、周武、项羽、姬旦、王莽、曹操之间的分别，与之前所说的“舜不告而娶”“武王不葬而伐”的论说，大致是类似的。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，前面在说良知时，已经用规矩尺度做过比喻，此处不再重述。至于建造明堂、设立学校等事，不能不说。可这话说起来就太长了，暂且就你信中提到的来谈一下吧，你的疑惑就会少些了。
明堂、学校的规制，始见于《吕氏春秋·月令》和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。《六经》《四书》之中都没有详细记载。难道吕不韦、汉儒们的学问都要高于夏商周三代的圣贤们吗？齐宣王的时候，周天子的明堂还没有被损毁，这说明就算是幽王、厉王的时代，周的明堂应该都安然无恙。尧舜的时候，大家用茅草盖房屋、垒土作台阶，周堂制度未必完善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很好地治理天下；幽王、厉王在位的时候，是沿袭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时的明堂，却也没有防止得了天下大乱。什么道理呢？这不正是表明：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，那么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，也可以作为明堂；而以幽厉的心性，行幽厉般的专政，就算是有明堂，那明堂也是个施暴政的地方。汉武帝曾经与臣子们谈论过立明堂的事，武则天曾大修建明堂，他们的治乱情形如何呀？
天子所设的学校叫辟雍，诸侯所设的学校叫做泮宫，都是因为周边的地形而起的名字。但是，夏商周三代的学问，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，至于是否类似壁环，是否建在泮水边，都无足轻重。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制礼作乐的人，肯定是要具备中和的德行，只有以声为音律，以身为尺度的人，才有资格出来制订礼乐。诸如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，则是乐工和庙祝太史的职责，所以曾子说：“君子所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，至于具体的祭祀礼仪，则由专人负责。”尧“命令羲氏和和氏遵从天道，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”，他看重的是“尊敬地授予百姓天时”。舜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”，他看重的是“安排好七种政事”。这些都是争取尽快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。制订历法，掌握时令的根本，正是在于此。
羲和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学问，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，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。根据《孟子》中“虽尧舜未必能之也”的说法，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做到。可是至今，遵循羲和的方法再进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，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，观星术浅陋的人，也能够正确地推算历法、占卜天象，那么，难道后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、后稷、唐尧、虞舜更贤明能干吗？
“封禅”的做法尤其荒诞不经，是后世的奸佞之人溜须拍马以求皇帝宠幸，夸大其词，蛊惑君心，靡费国帑。可以称得上祸国殃民，是最大的无耻，这不是君子所该干的事儿，这就是司马相如被天下耻笑的原因。你竟然以为这是儒学后生该学习的内容，恐怕是没有认真思考吧？
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，是因为他们生而知之。而朱熹注《论语》时说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义理耳。若夫礼乐名物、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。”如果像他说的那样，礼乐名物之类确实是成圣功夫，圣人必须学习过后才能知晓，那么圣人就不能称为“生而知之”了。说圣人“生而知之”是专指义理而言的，而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，那么礼乐名物之类是无关做圣的功夫。之所以说圣人“生而知之”是专指义理而不是礼乐名物之类，则是因为它们属于“学而知之”的范畴，也就是所谓的学而后知义理。至于“困而知之”也是疑惑之后通晓义理而已。现在的学者学习圣人，对于圣人所知的，他们不去通过学习而知晓，却反过来念念不忘地去探求圣人所不知晓的东西作为学问，这难道不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吗？以上都是仅就你所疑惑的方面稍加解释，并非拔本塞源之论。
拔本塞源之论如果不能倡明于天下，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，将会感到越来越烦琐艰难，其人即便堕入禽兽、夷狄的人伦纲常，却还以为自己学的是圣人的学说。
我的学说虽然可能通明于一时，但终归似数九寒天的坚冰一样，西边刚消融可东边却又给冻实了，也终究像深秋的浓雾一般，前面的雾刚散开后面的云又涌了上来，我就是不顾艰难险阻喋喋不休地进行宣传，困惑致死，也丝毫不能起到拯救天下的作用。圣人的心性与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在他的眼里，人无分内外远近，但凡有生命的都是他的手足兄弟、黎庶子民，均欲教养他们，以成全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意念。
普天下的所有人心，其出生之时与圣人本来并没有什么差异，只是因为后来有了自我的私欲，被物欲所蒙蔽，为公的大心变成了为私的小心，通达的心被堵塞了，人人各怀心事，甚至于还有那种视其父兄子侄尚不如仇人的。圣人对此十分担忧，这才推广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来教育天下人，其目的就是务使人人都能格除私欲、掀去前尘，归复人心本体的自然之性。圣人教化的主要内容，就是尧舜禹相沿袭的“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；而它的具体内容，就是舜让契教化天下的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这五点。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时代，老师教的就是这些，而学生也仅仅学这些。当时，人人没有不同意见，家家没有不同习惯，能自然遵循这些内容的就是圣人，能通过勉励自己得以实践的就是贤人，而背离这些的人即使聪明如丹朱，也被称做不肖之徒。下至穷街陋巷、田间地头、农、工、商、贾，也都要学习这些，把成就其德行当做第一要事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学习风气呢？不过是既没有杂乱的见闻，也没有死记硬背的繁难，也没有繁文缛节的泛滥，更没有功利之心的诱惑，只是孝敬父母，尊敬兄长，信任朋友，来恢复人心本体所固有的本性良知。这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，不着外务驰求，那么哪个人不能做到呢？
学校里所做的事，只是为了成就德行。人的才能各异，有的擅长礼乐，有的擅长政治教化，有的擅长水利、肥土、种植，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，也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。根据他们各自的德行才能使他们终身担任某一职务不变。用人者都仅知道同心同德，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只看他的才能是否称职，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轻重，不以职业分贵贱。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，齐心协力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若自己的才能适宜，那么哪怕是工作再繁重也不觉得自己辛苦，安心从事低贱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下。那时候，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，亲如一家。个人才智不高的，就安于农、工、商、贸的职业本分，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，互相为对方提供生活必需品，相互间不攀比不嫉妒。
而那些才智出众的，譬如皋陶、夔、后稷和契，则出来做官以发挥他们的才能。国事宛如家事，有的经营衣食，有的互通有无，有的制造器物，大家团结合作、齐心协力，纷纷献计献策，以实现赡养父母，养育子女的愿望，深恐自己在做某一件事时有所怠慢，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。所以，稷勤勉地种庄稼，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，把契的善于教化当做自己的善于教化；夔主掌音乐，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，他视伯夷的通晓礼仪为自己通晓礼仪。这都是由于他们心术纯正、充溢天理，才能成就“以天下万物为一体”的仁政，因此，他们的胸怀宽广、志气通达，没有彼此的区分和物我的差别。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，目视、耳听、手持、足行，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。眼睛不怕自己听不到，而耳朵听到什么，眼睛自然会跟过去看；足不怕自己拿不起东西，而手一伸过去，足肯定自动趋前。这是因为人体元气充沛循环，血脉畅通，所以痒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应，有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奇妙。而圣人之学所以非常简单，好懂易学，容易实践的原因，正是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只在于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良知，至于知识技能的学习不是这里要讨论的。
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后，王道衰而霸术兴；孔孟逝而圣学隐，圣学隐而邪说横。当时，教师不再教圣学，学生也不再学圣学。讲授霸术的人，盗用与先王相近似的东西，假借外在的技能来掩盖，以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，致天下读书人昏昏然拜服其门下，圣人之道于是就荒芜阻塞了。世人相互仿效，天天探求富国强兵的学说、倾轧诡诈的计谋、攻打讨伐的策略，这一切都不过是欺天罔人，以求逞一时之效，以获取声名利益为目的的霸术家，像管仲、商鞅、苏秦、张仪这样的人，当时多得不计其数。
霸术盛行日久，导致互相斗争抢夺，祸害无穷，这些人沦落为夷狄禽兽，而霸道权术也没法再推行下去了。当时的儒家学者，愤慨悲伤之余，搜罗前代圣王的典章制度，拾遗补缺于战火灰烬之中，他们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挽回先王的圣道。然而圣学已经失传太久了，而霸术的流播已经积淀太深，就算是当世的贤人也不免受到习气的感染，他们希望讲明修饰，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，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术的影响力，而圣学的踪迹却再也寻不到了。于是产生了解释古书的训诂学，传播讲授为了虚名；于是产生了记诵学，所记言论让人觉得自己博学；于是产生了词章学，以华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靓丽。像这样的人纷纷扰扰，群起纷争，世上不知有多少家，旁门左道，万千门派，让人们无所适从。当时的学者，就像杂耍艺人，戏谑跳踉，骋奇斗巧，献媚取悦的人从四面八方竞相涌出，令人瞻前顾后，应接不暇，以至于耳聋眼花，精神恍惚，入夜遨游沉溺其中，就像丧心病狂的人，却不知道自家学术到底皈依何处。当时的君王也都昏聩颠倒于这类学问中，终生沉湎于空洞的虚文，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有时，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、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，欲有所作为，也不过是些国家富强、争名夺利的霸术罢了。圣人的学问，越来越晦暗，功利的习气，越来越严重。这期间有人曾经被佛道的学说所迷惑，然而佛道的学说却也没能使他的学说脱离功利性；还有人尝试着折中儒学各家的见解，但群儒的学说终究也阻止不了人们对功利的追逐。
直到今天，功利心的流毒已经积习成性，有数千年之久。以学问知识作为自大的资本，以强权势力作为相互倾轧的工具，以物质利益作为相互争夺的标的，以技能大小标榜自己的高明，以声誉高低作为结党的准则。那些做官的，管钱粮的还想兼管军事和司法，管礼乐的还想占据吏部要职，在郡县上做官的，又想到省里当主管人事、财政和司法的大官，位居御史台和谏议大夫，却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。不能做那样的事，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，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，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；实际上，记诵广正好助长了他们傲慢的气焰；知识丰富正好使他们得以行恶；见闻广博正好利于他们狡辩；文采华丽正好掩饰他们的虚伪。皋、夔、稷、契都不敢说自己能兼任的事，现今的初学后生却敢琢磨通晓其理论、研究其方法。其表面宣称“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业”，实则内心里想的却是如果不这样就不方便中饱私囊。
唉！以这样的积习，以这样的心态，又讲求这样的学术，当他们听到圣人的教化时，自然视为累赘迂腐之说，那么他们把良知视为不是，把圣人的学说当做无用的东西，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！唉！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，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？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？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，想以学为志，不也是太劳累，太拘泥、太艰难了吗？唉，可悲呀！
所幸天理存在于人的内心，终归是不能泯灭的，良知的光明，万古如一日，那么听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论，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恻然而悲，戚然而痛，愤然而起。激昂之状一如决堤的江河一样不可阻挡。若非豪杰之士，无所畏惧愤然而起的人，我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？

注释

《孟子·尽心上》第二十六章：“杨子取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，为之。”
《孟子·尽心下》第三十七章：“万章曰：‘一乡皆称原人焉，无所往而不为原人，孔子以为德之贼，何哉？’曰：‘非之无举也，刺之无刺也；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；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洁；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，故曰德之贼也。’”
子之，战国时燕王哙相国，哙让国于子之，燕国大乱。见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。
项羽初起兵时尊楚怀王之孙为主，号义帝，后又放逐义帝并袭杀之。见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
王莽，初为汉哀帝、平帝时权臣，后代汉自立，改国号为新，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；曹操，汉献帝时权相，其子曹丕代汉自立，见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。
明堂，古时施政行礼之地；辟雍，古时学校；封禅，古时帝王祭天地，刻石纪功。
朱熹《论语章句集注·述而》：“孔子以生知之圣，每云好学者，非惟勉人也，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，若夫礼乐名物，古今事变，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。”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第十九章：“齐宣王问曰：‘人皆谓我毁明堂。毁诸？已乎？’孟子对曰：‘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则勿毁之矣。’”
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第六章：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”
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大学在郊。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辟雍，如雍水环绕如璧；泮宫，学官在泮池之旁，“泮”即“半”，南通水而北无水。
《论语·八佾》第三章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
声为律而身为度者，出自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：“禹为人敏给克勤；其德不违，其仁可亲，其言可信；声为律，身为度，称以出；？ ？穆穆，为纲为纪。”
《论语·泰伯》第四章：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斯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辞气，斯远鄙倍矣。笾豆之事，则有司存。”
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”
《尚书·舜典》：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”七政，日月金木水火土之运行。
《孟子·尽心上》第四十六章：“知者无不知也，当务之为急；仁者无不爱也，急亲贤之为务。尧舜之知而不遍物，急先务也；尧舜之仁不遍爱人，急亲贤也。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缌小功之察；放饭流陃，而问无齿决，是之谓不知务。”
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：“我在伯父，犹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民人之有谋主也。伯父若裂冠毁冕，拔本塞原，专弃谋主，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。”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第四章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
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放齐曰：‘胤子朱启明。’帝曰：‘吁！嚣讼可乎？’”故孟子曰：“丹朱之不肖。”
铨轴，选官之职；藩臬，行政之职；台谏，谏言纠察之职；宰执，宰辅一国之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