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习录 · 卷中 · 答顾东桥书 · 七

传习录 · 卷中 · 答顾东桥书 · 七朗读
明代王守仁 2025-06-20

来书云:“人之心体本无不明,而气拘物蔽,鲜有不昏;非学、问、思、辨以明天下之理,则善恶之机、真妄之辨,不能自觉,任情恣意,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。”
此段大略似是而非。盖承沿旧说之弊,不可以不辨也。夫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,皆所以为学,未有学而不行者也。如言学孝,则必服劳奉养,躬行孝道,然后谓之学。岂徒悬空口耳讲说,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?学射,则必张弓挟矢,引满中的;学书,则必伸纸执笔,操觚染翰。尽天下之学,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,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。笃者,敦实笃厚之意。已行矣,而敦笃其行,不息其功之谓尔。盖学之不能以无疑,则有问,问即学也,即行也;又不能无疑,则有思,思即学也,即行也;又不能无疑,则有辨,辨即学也,即行也。辨既明矣,思既慎矣,问既审矣,学既能矣,又从而不息其功焉,斯之谓笃行。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。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,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,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,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,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。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,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。此区区心、理合一之体,知行并进之功,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,正在于是。
今吾子特举学、问、思、辨,以穷天下之理,而不及笃行,是专以学、问、思、辨为知,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。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?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?明道云:“只穷理,便尽性至命。”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,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。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,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。学至于穷理至矣,而尚未措之于行,天下宁有是邪?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,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。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,则知“知、行”之合一并进,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。
夫万事万物之理,不外于吾心;而必曰穷天下之理,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,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,以裨补增益之,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。夫学、问、思、辨、笃行之功,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,而扩充之极,至于尽性、知天,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;良知之外,岂复有加于毫末乎?今必曰穷天下之理,而不知反求诸其心,则凡所谓善恶之机、真妄之辨者,舍吾心之良知,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?吾子所谓“气拘物蔽”者,拘此蔽此而已。今欲去此之蔽,不知致力于此,而欲以外求,是犹目之不明者,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,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;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?任情恣意之害,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。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,不容于不辨。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。

译文

来信说:“人心的本体,原本是明白清澈的,然而由于气的拘束和物欲的蒙蔽,故不昏暗很少的;如果不借助学、问、思、辨来明白万物之理,那么善恶的原因、真假的异同,就不能知晓,就会任情恣意,所产生的危害举不胜举。”
以上我觉得似是而非。大概是继承了朱熹学说的弊端,此处不可不辨明。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都是学习的步骤,没有学而不行的。比如说学习孝顺,则必须服劳奉养,躬行孝道,这才能说他没白学。难道只是夸夸其谈、空口说说,就说他孝道学得很好了?学射箭就必须张弓搭箭,拉满弓以命中目标;学写字,就必须备好笔墨纸砚。天底下的学问,没有不实践就可以说自己学会了的,学习开始就是行。笃,就是敦厚笃信的意思。说已经去行了,就是切实行连续的功夫。学习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疑惑,有疑就问,这也是行;问了之后可能还有疑惑,有疑就思,思考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,也是行的表现;思考了可能还有疑问,有疑就辨,辨析也是学习,也是行。辨已明,思已慎,问已审,学已能,并还在连续用功,这才称之谓笃行并非学、问、思、辨之后,才去笃行。所以,就能做某事而言叫做学,就能解除疑惑而言叫做问,就理解所学融会贯通而言叫做思,就求得学问精确明白无误而言叫做辨,就具体履行实践而言叫做行。从以上分析可知,学的整个过程包含着五个方面,综合它们所干的事,唯有一件。这就是心理合一的道理所在,这也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,所以,我的学说和朱熹先生的观点区别正在于此。
现在,你信中只举出学、问、思、辨来穷究天下之理,却不讲笃行,这是专门把学、问、思、辨作为知,认为穷理的过程不包括行罢了。天下哪有不笃行而学的?哪里有不践行就可以称做穷理的呢?程颢说:“只穷理,便尽性至命。”所以,必须在践行中达到仁的最高境界,才能称做穷尽仁的道理,在践行中达到义的最高境界后,才能说穷尽义的道理。达到仁的最高境界,则穷尽了仁的本源,达到义的最高境界,则穷尽了义的本源。学做到了穷尽事理,但还没有去践行,天下岂有这样的学?所以,知而不行就不能学习,知而不行就不能穷尽事物的道理。知行必须合一并举的,而不能够把它们分成两件事。
万事万物的道理不存在于我的心外;那种说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的说法,恰好是说明了心中还没有足够的良知,而必须从外面的包罗万象之中来求取,以补自己良知,这仍是把心与理一分为二了。学、问、思、辨、笃行的功夫,虽然天资比较困顿的人得比别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,充分发挥天性而知道天命,但说穿了终归不过是寻求本心的良知而已;良知之外,还有一丝其他东西吗?今日之学者动辄说要穷尽天下的事理,而不知道反过来向我们的本心寻求,那么凡是善恶的原因、真假的异同,舍弃我们心中的良知,又从哪儿能体察出来呢?你所说的“气拘物蔽”,正是受以上观点的拘束和蒙蔽。现在想要清除这一弊端,不明白致力于致知,却想从外在的格物去求取,如同眼睛看不清,不去服药调理来治疗眼疾,而只是徒劳地去眼睛外面探寻光明;光明怎么能从眼睛之外求得呢?至于不能自觉约束自己、任情恣意的害处,也是因为不能从我们内心的良知上精细洞察天理的原因。这真是“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”呀,不能不详细分辨。你不要怪我的论断太尖刻了。


注释

觚,竹简。
翰,笔。
程颐《二程遗书》:“穷理、尽性、至命,三事一时并了,原无次序,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。若实穷得理,即性命亦可了。”

王守仁

明浙江馀姚人,初名云,字伯安,别号阳明子。十五岁访客居庸、山海间,纵观山川形胜。好言兵,善射。弘治十二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。正德初,忤刘瑾,廷杖,谪贵州龙场驿丞。瑾诛,任庐陵知县。十一年,累擢右佥都御史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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