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帝王编述文籍,《外篇》言之备矣。古往今来,质文递变,诸史之作,不恒厥体。榷而为论,其流有六:一曰《尚书》家,二曰《春秋》家,三曰《左传》家,四曰《国语》家,五曰《史记》家,六曰《汉书》家。今略陈其义,列之于《尚书》家者,其先出于太古。《易》曰:“河出《图》,洛出《书》,圣人则之。”故知《书》之所起远矣。
至孔子观书于周室,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,乃删其善者,定为《尚书》百篇。孔安国曰:“以其上古之书,谓之《尚书》。”《尚书璇玑钤》曰:“尚者,上也。上天垂文象,布节度,如天行也。”王肃曰:“上所言,下为史所书,故曰《尚书》也。”
推此三说,其义不同。盖《书》之所主,本于号令,所以宣王道之正义,发话言于臣下,故其所载,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,直序人事,《禹贡》一篇,唯言地理,《洪范》总述灾祥,《顾命》都陈丧礼,兹亦为例不纯者也。
又有《周书》者,与《尚书》相类,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,凡为七十一章。
上自文、武,下终灵、景。甚有明允笃诚,典雅高义;时亦有浅末恒说,滓秽相参,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职方》之言,与《周官》无异;《时训》之说,比《月令》多同。期百王之正书,《五经》之别录者也。
自宗周既殒,《书》体遂废,迄乎汉、魏,无能继者。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,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,昭法式,至于人理常事,不足备列。乃删汉、魏诸史,取其美词典言,足为龟镜者,定以篇第,纂成一家。由是有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魏尚书》,凡为二十六卷。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劭,又录开皇、仁寿时事,编而次之,以类相从,各为其目,勒成《隋书》八十卷。寻其义例,皆准《尚书》。
原夫《尚书》之所记也,若君臣相对,词旨可称,则一时之言,累篇咸载。
如言无足纪,语无可述,若此故事,虽有脱略,而观者不以为非。爰逮中叶,文籍大备,必剪截今文,摸拟古法,事非改辙,理涉守株。故舒元所撰《汉》、《魏》等书,不行于代也。若乃帝王无纪,公卿缺传,则年月失序,爵里难详,斯并昔之所忽,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《隋书》,虽欲祖述商、周,宪章虞、夏,观其所述,乃似《孔子家语》、临川《世说》,谓画虎不成,反类犬也。故其书受嗤当代,良有以焉。 《春秋》家者,其先出于三代。案《汲冢琐语》太丁时事,且为《夏殷春秋》。孔子曰:“疏记通知远,《书》教也。”“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之教也。”知《春秋》始作,与《尚书》同时。
《琐语》又有《晋春秋》,记献公十七年事。《国语》云:晋羊舌肸习于春秋,悼公使传其太子。《左传》昭二年,晋韩宣子来聘,见《鲁春秋》曰: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斯则春秋之目,事匪一家。至于隐没无闻者,不可胜载。又案《竹书纪年》,其所纪事皆与《鲁春秋》同。孟子曰:“晋谓之乘,楚谓之梼杌,而鲁谓之春秋,春实一也。”然则乘与纪年、杌,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!故《墨子》曰:“吾见百国春秋”,盖皆指此也。
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,乃观周礼之旧法,遵鲁史之遗文;据行事,仍人道;就败以明罚,因兴以立功;假日月而定历数,藉朝聘而正礼乐;微婉其说,志晦其文;为不刊之言,著将来之法,故能弥历千载,而其书独行。
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,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;言春以包夏,举秋以兼冬,年有四时,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苟如是,则晏子、虞卿、吕氏、陆贾其书篇第,本无年月,而亦谓之春秋,盖有异于此者也。
至太史公著《史记》,始以天子为本纪,考其宗旨,如法《春秋》。自是为国史者,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,体式不同。其所书之事也,皆言罕褒讳,事无黜陟,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,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!
《左传》家者,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,而丘明受经作传。盖传者,转也,转受经旨,以授后人。或曰传者,传也,所以传示来世。案孔安国注《尚书》,亦谓之传,斯则传者,亦训释之义乎。观《左传》之释经也,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,或传无而经有,或经阙而传存。其言简而要,其事详而博,信圣人之才羽翮,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逮孔子云没,经传不作。于时文籍,唯有《战国策》及《太史公书》而已。
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,乃追采二史,撰为《春秋后传》。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,至王赧入秦,又以秦文王之继周,终于二世之灭,合成三十卷。
当汉代史书,以迁、固为主,而纪传互出,表志相重,于文为烦,颇难周览。
至孝献帝,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,依《左传》著《汉纪》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国史,皆有斯作,起自后汉,至于高齐。如张璠、孙盛、干宝、徐广、裴子野、吴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,其所著书,或谓之春秋,或谓之纪,或谓之略,或谓之典,或谓之志。虽名各异,大抵皆依《左传》以为的准焉。
《国语》家者,其先亦出于左丘明。既为《春秋内传》,又稽其逸文,纂其别说,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,起自周穆王,终于鲁悼公,别为《春秋外传国语》,合为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《内传》,或重出而小异。然自古名儒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曜之徒,并申以注释,治其章句,此亦《六经》之流,《三传》之亚也。
暨纵横互起,力战争雄,秦兼天下,而著《战国策》。其篇有东西二周、秦、齐、燕、楚、三晋、宋、卫、中山,合十二国,分为三十三卷。夫谓之策者,盖录而不序,故即简以为名。或云,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,因谓之《战国策》。
至孔衍,又以《战国策》所书,未为尽善。乃引太史公所记,参其异同,删彼二家,聚为一录,号为《春秋后语》。除二周及宋、卫、中山,其所留者,七国而已。始自秦孝公,终于楚、汉之际,比于《春秋》,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。
始衍撰《春秋时国语》,复撰《春秋后语》,勒成二书,各为十卷。今行于世者,唯《后语》存焉。按其书《序》云:“虽左氏莫能加”。世人皆尤其不量力,不度德。寻衍之此义,自比于丘明者,当谓《国语》,非《春秋传》也。必方以类聚,岂多嗤乎!
当汉氏失驭,英雄角力。司马彪又录其行事,因为《九州春秋》,州为一篇,合为九卷。寻其体统,亦近代之《国语》也。
自魏都许、洛,三方鼎峙;晋宅江、淮,四海幅裂。其君虽号同王者,而地实诸侯。所在史官,记其国事,为纪传者则规模班、马,创编年者则议拟荀、袁。
于是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体大行,而《国语》之风替矣。
《史记》家者,其先出于司马迁。自《五经》间行,百家竞列,事迹错糅,前后乖舛。至迁乃鸠集国史,采访家人,上起黄帝,下穷汉武,纪传以统君臣,书表以谱年爵,合百三十卷。因鲁史旧名,目之曰《史记》。自是汉世史官所续,皆以《史记》为名。迄乎东京著书,犹称《汉记》。
至梁武帝,又敕其群臣,上至太初,下终齐室,撰成《通史》六百二十卷。
其书自秦以上,皆以《史记》为本,而别采他说,以广异闻;至两汉已还,则全录当时纪传,而上下通达,臭味相依;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,五胡及拓拔氏列于《夷狄传》。大抵其体皆如《史记》,其所为异者,唯无表而已。其后元魏济阴王晖,又著《科录》二百七十卷,其断限亦起自上古,而终于宋年。其编次多依于放《通史》,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,共为一科,故以《科录》为号。皇家显庆中,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,南起自宋,终于陈,北始自魏,卒于隋,合一百八十篇,号曰《南北史》。其君臣流别,纪传群分,皆以类相从,各附于本国。凡此诸作,皆《史记》之流也。
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,年月遐长,而分以纪传,散以书表。每论国家一政,而胡、越相悬;叙君臣一时,而参、商是隔。此其为体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载,多聚旧记,时采杂言,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,而语饶重出。此撰录之烦者也。
况《通史》以降,芜累尤深,遂使学者宁习本书,而怠窥新录。且撰次无几,而残缺遽多,可谓劳而无功,述者所宜深诫也。
《汉书》家者,其先出于班固。马迁撰《史记》,终于今上。自太初已下,阙而不录。班彪因之,演成《后记》,以续前编。至子固,乃断自高祖,尽于王莽,为十二纪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传,勒成一史,目为《汉书》。
昔虞、夏之典,商、周之诰,孔氏所撰,皆谓之“书”。夫以“书”为名,亦稽古之伟称。寻其创造,皆准子长,但不为“世家”,改“书”曰“志”而已。
自东汉以后,作者相仍,皆袭其名号,无所变革,唯《东观》曰“记”,《三国》曰“志”。然称谓虽别,而体制皆同。
历观自古,史之所载也,《尚书》记周事,终秦穆,《春秋》述鲁文,止哀公,《纪年》不逮于魏亡,《史记》唯论于汉始。如《汉书》者,究西都之首末,穷刘氏之废兴,包举一代,撰成一书。言皆精炼,事甚该密,故学者寻讨,易为其功。自尔迄今,无改斯道。
于是考兹六家,商榷千载,盖史之流品,亦穷之于此矣。而朴散淳销,时移世异,《尚书》等四家,其体久废,所可祖述者,唯《左氏》及《汉书》二家而已。
自古帝王編述文籍,《外篇》言之備矣。古往今來,質文遞變,諸史之作,不恆厥體。榷而爲論,其流有六:一曰《尚書》家,二曰《春秋》家,三曰《左傳》家,四曰《國語》家,五曰《史記》家,六曰《漢書》家。今略陳其義,列之於《尚書》家者,其先出於太古。《易》曰:“河出《圖》,洛出《書》,聖人則之。”故知《書》之所起遠矣。
至孔子觀書於周室,得虞、夏、商、週四代之典,乃刪其善者,定爲《尚書》百篇。孔安國曰:“以其上古之書,謂之《尚書》。”《尚書璇璣鈐》曰:“尚者,上也。上天垂文象,布節度,如天行也。”王肅曰:“上所言,下爲史所書,故曰《尚書》也。”
推此三說,其義不同。蓋《書》之所主,本於號令,所以宣王道之正義,發話言於臣下,故其所載,皆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堯》、《舜》二典,直序人事,《禹貢》一篇,唯言地理,《洪範》總述災祥,《顧命》都陳喪禮,茲亦爲例不純者也。
又有《周書》者,與《尚書》相類,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,凡爲七十一章。
上自文、武,下終靈、景。甚有明允篤誠,典雅高義;時亦有淺末恆說,滓穢相參,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職方》之言,與《周官》無異;《時訓》之說,比《月令》多同。期百王之正書,《五經》之別錄者也。
自宗周既殞,《書》體遂廢,迄乎漢、魏,無能繼者。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,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,昭法式,至於人理常事,不足備列。乃刪漢、魏諸史,取其美詞典言,足爲龜鏡者,定以篇第,纂成一家。由是有《漢尚書》、《後漢尚書》、《漢魏尚書》,凡爲二十六卷。至隋祕書監太原王劭,又錄開皇、仁壽時事,編而次之,以類相從,各爲其目,勒成《隋書》八十卷。尋其義例,皆準《尚書》。
原夫《尚書》之所記也,若君臣相對,詞旨可稱,則一時之言,累篇鹹載。
如言無足紀,語無可述,若此故事,雖有脫略,而觀者不以爲非。爰逮中葉,文籍大備,必剪截今文,摸擬古法,事非改轍,理涉守株。故舒元所撰《漢》、《魏》等書,不行於代也。若乃帝王無紀,公卿缺傳,則年月失序,爵裏難詳,斯並昔之所忽,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《隋書》,雖欲祖述商、周,憲章虞、夏,觀其所述,乃似《孔子家語》、臨川《世說》,謂畫虎不成,反類犬也。故其書受嗤當代,良有以焉。 《春秋》家者,其先出於三代。案《汲冢瑣語》太丁時事,且爲《夏殷春秋》。孔子曰:“疏記通知遠,《書》教也。”“屬辭比事,《春秋》之教也。”知《春秋》始作,與《尚書》同時。
《瑣語》又有《晉春秋》,記獻公十七年事。《國語》雲:晉羊舌肸習於春秋,悼公使傳其太子。《左傳》昭二年,晉韓宣子來聘,見《魯春秋》曰:“周禮盡在魯矣。”斯則春秋之目,事匪一家。至於隱沒無聞者,不可勝載。又案《竹書紀年》,其所紀事皆與《魯春秋》同。孟子曰:“晉謂之乘,楚謂之檮杌,而魯謂之春秋,春實一也。”然則乘與紀年、杌,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!故《墨子》曰:“吾見百國春秋”,蓋皆指此也。
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,乃觀周禮之舊法,遵魯史之遺文;據行事,仍人道;就敗以明罰,因興以立功;假日月而定歷數,藉朝聘而正禮樂;微婉其說,志晦其文;爲不刊之言,著將來之法,故能彌歷千載,而其書獨行。
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,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;言春以包夏,舉秋以兼冬,年有四時,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。苟如是,則晏子、虞卿、呂氏、陸賈其書篇第,本無年月,而亦謂之春秋,蓋有異於此者也。
至太史公著《史記》,始以天子爲本紀,考其宗旨,如法《春秋》。自是爲國史者,皆用斯法。然時移世異,體式不同。其所書之事也,皆言罕褒諱,事無黜陟,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,安得比於《春秋》哉!
《左傳》家者,其先出於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,而丘明受經作傳。蓋傳者,轉也,轉受經旨,以授後人。或曰傳者,傳也,所以傳示來世。案孔安國注《尚書》,亦謂之傳,斯則傳者,亦訓釋之義乎。觀《左傳》之釋經也,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,或傳無而經有,或經闕而傳存。其言簡而要,其事詳而博,信聖人之才羽翮,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逮孔子云沒,經傳不作。於時文籍,唯有《戰國策》及《太史公書》而已。
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,乃追採二史,撰爲《春秋後傳》。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,至王赧入秦,又以秦文王之繼周,終於二世之滅,合成三十卷。
當漢代史書,以遷、固爲主,而紀傳互出,表志相重,於文爲煩,頗難周覽。
至孝獻帝,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,依《左傳》著《漢紀》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國史,皆有斯作,起自後漢,至於高齊。如張璠、孫盛、幹寶、徐廣、裴子野、吳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,其所著書,或謂之春秋,或謂之紀,或謂之略,或謂之典,或謂之志。雖名各異,大抵皆依《左傳》以爲的準焉。
《國語》家者,其先亦出於左丘明。既爲《春秋內傳》,又稽其逸文,纂其別說,分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事,起自周穆王,終於魯悼公,別爲《春秋外傳國語》,合爲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《內傳》,或重出而小異。然自古名儒賈逵、王肅、虞翻、韋曜之徒,並申以註釋,治其章句,此亦《六經》之流,《三傳》之亞也。
暨縱橫互起,力戰爭雄,秦兼天下,而著《戰國策》。其篇有東西二週、秦、齊、燕、楚、三晉、宋、衛、中山,合十二國,分爲三十三卷。夫謂之策者,蓋錄而不序,故即簡以爲名。或雲,漢代劉向以戰國遊士爲之策謀,因謂之《戰國策》。
至孔衍,又以《戰國策》所書,未爲盡善。乃引太史公所記,參其異同,刪彼二家,聚爲一錄,號爲《春秋後語》。除二週及宋、衛、中山,其所留者,七國而已。始自秦孝公,終於楚、漢之際,比於《春秋》,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。
始衍撰《春秋時國語》,復撰《春秋後語》,勒成二書,各爲十卷。今行於世者,唯《後語》存焉。按其書《序》雲:“雖左氏莫能加”。世人皆尤其不量力,不度德。尋衍之此義,自比於丘明者,當謂《國語》,非《春秋傳》也。必方以類聚,豈多嗤乎!
當漢氏失馭,英雄角力。司馬彪又錄其行事,因爲《九州春秋》,州爲一篇,合爲九卷。尋其體統,亦近代之《國語》也。
自魏都許、洛,三方鼎峙;晉宅江、淮,四海幅裂。其君雖號同王者,而地實諸侯。所在史官,記其國事,爲紀傳者則規模班、馬,創編年者則議擬荀、袁。
於是《史》、《漢》之體大行,而《國語》之風替矣。
《史記》家者,其先出於司馬遷。自《五經》間行,百家競列,事蹟錯糅,前後乖舛。至遷乃鳩集國史,採訪家人,上起黃帝,下窮漢武,紀傳以統君臣,書表以譜年爵,合百三十卷。因魯史舊名,目之曰《史記》。自是漢世史官所續,皆以《史記》爲名。迄乎東京著書,猶稱《漢記》。
至梁武帝,又敕其羣臣,上至太初,下終齊室,撰成《通史》六百二十卷。
其書自秦以上,皆以《史記》爲本,而別採他說,以廣異聞;至兩漢已還,則全錄當時紀傳,而上下通達,臭味相依;又吳、蜀二主皆入世家,五胡及拓拔氏列於《夷狄傳》。大抵其體皆如《史記》,其所爲異者,唯無表而已。其後元魏濟陰王暉,又著《科錄》二百七十卷,其斷限亦起自上古,而終於宋年。其編次多依於放《通史》,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,共爲一科,故以《科錄》爲號。皇家顯慶中,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,南起自宋,終於陳,北始自魏,卒於隋,合一百八十篇,號曰《南北史》。其君臣流別,紀傳羣分,皆以類相從,各附於本國。凡此諸作,皆《史記》之流也。
尋《史記》疆宇遼闊,年月遐長,而分以紀傳,散以書表。每論國家一政,而胡、越相懸;敘君臣一時,而參、商是隔。此其爲體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載,多聚舊記,時採雜言,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,而語饒重出。此撰錄之煩者也。
況《通史》以降,蕪累尤深,遂使學者寧習本書,而怠窺新錄。且撰次無幾,而殘缺遽多,可謂勞而無功,述者所宜深誡也。
《漢書》家者,其先出於班固。馬遷撰《史記》,終於今上。自太初已下,闕而不錄。班彪因之,演成《後記》,以續前編。至子固,乃斷自高祖,盡於王莽,爲十二紀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傳,勒成一史,目爲《漢書》。
昔虞、夏之典,商、周之誥,孔氏所撰,皆謂之“書”。夫以“書”爲名,亦稽古之偉稱。尋其創造,皆準子長,但不爲“世家”,改“書”曰“志”而已。
自東漢以後,作者相仍,皆襲其名號,無所變革,唯《東觀》曰“記”,《三國》曰“志”。然稱謂雖別,而體制皆同。
歷觀自古,史之所載也,《尚書》記周事,終秦穆,《春秋》述魯文,止哀公,《紀年》不逮於魏亡,《史記》唯論於漢始。如《漢書》者,究西都之首末,窮劉氏之廢興,包舉一代,撰成一書。言皆精煉,事甚該密,故學者尋討,易爲其功。自爾迄今,無改斯道。
於是考茲六家,商榷千載,蓋史之流品,亦窮之於此矣。而樸散淳銷,時移世異,《尚書》等四家,其體久廢,所可祖述者,唯《左氏》及《漢書》二家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