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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荀卿有云：远略近详。则知史之详略不均，其为患者久矣。
及干令升《史议》，历诋诸家，而独归美《左传》，云：“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孑遗。斯盖立言之高标，著作之良模也。”又张世伟著《班马优劣论》，云：“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，固叙二百四十年事，八十万言。是班不如马也。”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，咸以左氏为得，史公为次，孟坚为甚。自魏、晋已还，年祚转促，而为其国史，亦不减班《书》。此则后来逾烦，其失弥甚者矣。
余以为近史芜累，诚则有诸，亦犹古今不同，势使之然也。辄求其本意，略而论之。何者？当春秋之时，诸侯力争，各闭境相拒，关梁不通。其有吉凶大事，见知于他国者，或因假道而方闻，或以通盟而始赴。苟异于是，则无得而称。鲁史所书，实用此道。至如秦、燕之据有西北，楚、越之大启东南，地僻界于诸戎，人罕通于上国。故载其行事，多有阙如。且其书自宣、成以前，三纪而成一卷，至昭、襄已下，数年而占一篇。是知国阻隔者，记载不详，年浅近者，撰录多备。
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，何有故为简约者哉！
及汉氏之有天下也，普天率土，无思不服。会计之吏，岁奏于阙廷；輶轩之使，月驰于郡国。作者居府于京兆，征事于四方，用使夷夏必闻，远近无隔。故汉氏之史，所以倍增于《春秋》也。
降及东京，作者弥众。至如名邦大都，地富才良，高门甲族，代多髦俊。邑老乡贤，竞为别录；家牒宗谱，各成私传。于是笔削所采，闻见益多。此中兴之史，所以又广于《前汉》也。
夫英贤所出，何国而无？书之则与日月长悬，不书则与烟尘永灭。是以谢承尤悉江左，京洛事缺于三吴；陈寿偏委蜀中，巴、梁语详于二国。如宋、齐受命，梁、陈握纪，或地比《禹贡》一州，或年方秦氏二世。夫地之偏小，年之窘迫，适使作者采访易洽，巨细无遗，耆旧可询，隐讳咸露。此小国之史，所以不减于大邦也。
夫论史之烦省者，但当要其事有妄载，苦于榛芜，言有阙书，伤于简略，斯则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则不然。且必谓丘明为省也，若介葛辨犠于牛鸣，叔孙志梦于天压，楚人教晋以拔旆，城者讴华以弃甲。此而毕书，岂得谓之省邪？且必谓《汉书》为烦也，若武帝乞浆于柏父，陈平献计于天山，长沙戏舞以请地，杨仆怙宠而移关。此而不录，岂得谓之烦邪？由斯而言，则史之烦省不中，从可知矣。
又古今有殊，浇淳不等。帝尧则天称大，《书》惟一篇；周武观兵孟津，言成三誓；伏犠止画八卦，文王加以《系辞》。俱为大圣，行事若一，其丰俭不类，悬隔如斯。必以古方今，持彼喻此，如蚩尤、黄帝交战阪泉，施于春秋，则城濮、鄢陵之事也。有穷篡夏，少康中兴，施于两汉，则王莽、光武之事也。夫差既灭，句践霸世，施于东晋，则桓玄、宋祖之事也。张仪、马错为秦开蜀，施于三国，则邓艾、锺会之事也。而往之所载，其简如彼；后之所书，其审如此。若使同后来于往世，限一概以成书，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，尤其率略者矣。而议者苟嗤沈、萧之所记，事倍于孙、习；华、谢之所编，语烦于班、马，不亦谬乎！故曰：“论史之烦省者，但当求其事有妄载，言有缺书，斯则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则不然。”其斯之谓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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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之述者，岂徒然哉！或以取舍难明，或以是非相乱。由是《书》编典诰，宣父辨其流；《诗》列风雅，卜商通其义。夫前哲所作，后来是观，苟夫其指归，则难以传授。而或有妄生穿凿，轻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误生人之耳目，其为谬也，不亦甚乎！
昔夫子之刊鲁史，学者以为感麟而作。案子思有言：吾祖厄于陈、蔡，始作《春秋》。夫以彼聿修，传诸诒厥，欲求实录，难为爽误。是则义包微婉，因攫莓而创词；时逢西狩，乃泣麟而绝笔。传者徒知其一，而未知其二，以为自反袂拭面，称吾道穷，然后追论五始，定名三叛。此岂非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之所致耶？
孙盛称《左氏春秋》书吴、楚则略，荀悦《汉纪》述匈奴则简，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。案春秋之时，诸国错峙，关梁不通，史官所书，罕能周悉。异乎炎汉之世，四海之家，马迁乘传，求自古遗文，而州郡上计，皆先集太史，若斯之备也。况彼吴、楚者，僻居南裔，地隔江山，去彼鲁邦，尤为迂阔，丘明所录，安能备诸？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，若驹支预于晋会，长狄埋于鲁门，葛卢之辨牛鸣，郯子之知鸟职，斯皆边隅小国，人品最微，犹复收其琐事，见于方册。安有主盟上国，势迫宗周，争长诸华，威陵强晋，而可遗之者哉？又荀氏著书，抄撮班史，其取事也，中外一概，夷夏皆均，非是独简胡乡，而偏详汉室。盛既疑丘明之摈吴、楚，遂诬仲豫之抑匈奴，可谓强奏庸音，持为足曲者也。
盖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瑕；夜光之璧，不能无类。故作者著书，或有病累。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，又更文饰其非，遂推而广之，强为其说者，盖亦多矣。如葛洪有云：“司马迁发愤作《史记》百三十篇，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项羽列于本纪，以为居高位者，非关有德也。”案史之所书也，有其事则记，无其事则缺。寻迁之驰鹜今古，上下数千载，春秋已往，得其遗事者，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。然适使夷、齐生于秦代，死于汉日，而乃升之传首，庸谓有情。今者考其先后，随而编次，斯则理之恒也，乌可怪乎？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，推为传首，若伍子胥、大夫种、孟轲、墨翟、贾谊、屈原之徒，或行仁而不遇，或尽忠而受戮，何不求其品类，简在一科，而乃异其篇目，各分为卷。又迁之纰缪，其流甚多。夫陈胜之为世家，既云无据；项羽之称本纪，何求有凭。必谓遭彼腐刑，怨刺孝武，故书违凡例，志存激切。若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进奸雄而退处士，此之乖刺，复何为乎？
隋内史李德林著论，称陈寿蜀人，其撰《国志》，党蜀而抑魏。刊之国史，以为格言。案曹公之创王业也，贼杀母后，幽逼主上，罪百田常，祸千王莽。文帝临戎不武，为国好奢，忍害贤良，疏忌骨肉。而寿评皆依违其事，无所措言。
刘主地居汉宗，仗顺而起，夷险不挠，终始无瑕。方诸帝王，可比少康、光武；譬以侯伯，宜辈秦缪、楚庄。而寿评抑其所长，攻其所短。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，典午攸承；蜀乃僣伪之君，中朝所嫉。故曲称曹美，而虚说刘非，安有背曹而向刘，疏魏而亲蜀也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，不亦凭虚亡是者耶？
习凿齿之撰《汉晋春秋》，以魏为伪国者，此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耳。
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历观古之学士，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。若齐冏失德，《豪士》于焉作赋；贾后无道，《女史》由其献箴。斯皆短什小篇，可率尔而就也。安有变三国之体统，改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，而籍以权济物议，取诫当时。岂非劳而无功，博而非要，与夫班彪《王命》，一何异乎？求之人情，理不当尔。
自二京板荡，五胡称制，崔鸿鸠诸伪史，聚成《春秋》，其所列者，十有六家而已。魏收云：鸿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司马、刘、萧之书，又恐识者尤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按于时中原乏主，海内横流，逖彼东南，更为正朔。适使素王再出，南史重生，终不能别有异同，忤非其议。安得以伪书无录，而犹罪归彦鸾者乎？
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，故情私南国，必如是，则其先徙居广固，委质慕容，何得书彼南燕，而与群胡并列！爱憎之道，岂若是邪？且观鸿书之纪纲，皆以晋为主，亦犹班《书》之载吴、项，必系汉年，陈《志》之述孙、刘，皆宗魏世。何止独遗其事，不取其书而已哉！但伯起躬为《魏史》，传列《岛夷》，不欲使中国著书，推崇江表，所以辄假言崔志，用纾魏羞。且东晋之书，宋、齐之史，考其所载，几三百篇，而伪邦坟籍，仅盈百卷。若使收矫鸿之失，南北混书，斯则四分有三，事归江外。非唯肥瘠非类，众寡不均；兼以东南国史，皆须纪传区别。兹又体统不纯，难为编次者矣。收之矫妄，其可尽言乎！
于是考众家之异说，参作者之本意，或出自胸怀，枉申探赜；或妄加向背，辄有异同。而流俗腐儒，后来末学，习其狂狷，成其诖误，自谓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铭诸舌端，以为口实。唯智者不惑，无所疑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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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之人言《春秋》、三《传》者多矣，战国之世，其事罕闻。当前汉专用《公羊》，宣皇已降，《穀梁》又立于学。至成帝世，刘歆始重《左氏》，而竟不列学官。大抵自古重两《传》而轻《左氏》者，固非一家，美《左氏》而讥两《传》者，亦非一族。互相攻击，各用朋党，哤聒纷竞，是非莫分。然则儒者之学，苟以专精为主，至于治章句，通训释，斯则可矣。至于论大体，举宏纲，则言罕兼统，理无要害。故使今古疑滞，莫得而申者焉。
必扬榷而论之，言《传》者固当以《左氏》为首。但自古学《左氏》者，谈之又不得其情，如贾逵撰《左氏长义》，称在秦者为刘氏，乃汉室所宜推先。但取悦当时，殊无足采。又案桓谭《新论》曰：“《左氏传》于《经》犹衣之表里。”
而《东观汉记》陈元奏云：“光武兴立《左氏》，而桓谭、卫宏并共诋訾，故中道而废。”班固《艺文志》云：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，有所贬损，事形于《传》，惧罹时难，故隐其书。末世口说流行，遂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氏》诸传。而于《固集》复有难《左氏》九条三评等科。夫以一家之言，一人之说，而参差相背，前后不同。斯又不足观也。
夫解难者以理为本，如理有所阙，欲令有识心伏，不亦难乎？今聊次其所疑，列之于后。
盖《左氏》之义有三长，而二《传》之义有五短。案《春秋》昭二年：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。”然《春秋》之作，始自姬旦，成于仲尼。丘明之《传》，所有笔削及发凡例，皆得周典，传孔子教，故能成不刊之书，著将来之法。其长一也。又案哀三年，鲁司铎火，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，子服、景伯命宰人出礼书，其时于鲁文籍最备。丘明既躬为太史，博总群书，至如梼杌、纪年之流，《郑书》、《晋志》之类，凡此诸籍，莫不毕睹。其《传》广包它国，每事皆详。
其长二也。《论语》子曰：“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”夫以同圣之才，而膺授《经》之托，加以达者七十，弟子三千，远自四方，同在一国，于是上询夫子，下访其徒，凡所所摭，实广闻见。其长三也。
如穀梁、公羊者，生于异国，长自后来，语地则与鲁产相违，论时则与宣尼不接。安得以传闻之说，与亲见者争先者乎？譬犹近世，汉之太史，晋之著作，撰成国典，时号正书。既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、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，竞造异端，强书它事。夫以传自委巷，而将班、马抗衡；访诸古老，而与干、孙并列。
斯则难矣。彼二《传》之方《左氏》，亦奚异于此哉？其短一也。《左氏》述臧哀伯谏桓纳鼎，周内史美其谠言；王子朝告于诸侯，闵马父嘉其辨说。凡如此类，其数实多。斯盖当时发言，形于翰墨；立名不朽，播于他邦。而丘明仍其本语，就加编次。亦犹近代《史记》载乐毅、李斯之文语，《汉书》录晁错、贾生之笔。
寻其实也，岂是子长稿削，孟坚雌黄所构者哉？观二《传》所载。有异于此。其录人言也，语乃龃龉文皆琐碎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盖彼得史官之简书，此传流俗之口说，故使隆促各异，丰俭不同。其短二也。寻《左氏》载诸大夫词令，行人应答，其文典而美，其语博而奥，述远古则委曲如存，征近代则循环可覆。必料其功用厚薄，指意深浅，谅非经营草创，出自一时，琢磨润色，独成一手。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，丘明但编而次之，配《经》称《传》而已也。如二《传》者，记言载事，失彼菁华；寻源讨本，取诸胸臆。夫自我作故，无所准绳，故理甚迂僻，言多鄙野，比诸《左氏》不可同年。其短三也。案二《传》虽以释《经》为主，其缺漏不可殚论。如《经》云：“楚子麇卒”而《左传》云：公子围所杀。
及公、穀作《传》，重述《经》文，无所发明，依违而已。其短四也。《汉书》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，至于阙下。隽不疑曰：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，将入国，太子辄拒而不纳，《春秋》是之。遂命执以属吏。霍光由是始重儒学。案隽生所引，乃《公羊》正文。如《论语》冉有曰：夫子为卫君乎？子贡曰：夫子不为也。何则？父子争国，枭獍为曹，礼法不容，名教同嫉。而《公羊》释义，反以卫辄为贤，是违父子之教，失圣人之旨，奖进恶徒，疑误后学。其短五也。若以彼三长，校兹五短，胜负之理，断然可知。
必执二《传》之文，唯取依《经》为主。而于内则为国隐恶，于外则承赴而书，求其本事，大半失实，已于《惑经》篇载之详矣。寻斯义之作也，盖是周礼之故事，鲁国之遗文，夫子因而修之，亦存旧制而已。至于实录，付之丘明，用使善恶毕彰，真伪尽露。向使孔《经》独用，《左传》不作，则当代行事，安得而详者哉？盖语曰：仲尼修《春秋》，逆臣贼子惧。又曰：《春秋》之义也，欲盖而彰，求名而亡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寻《春秋》所书，实兼此义，而《左传》所录，无愧斯言。此则《传》之与《经》，其犹一体，废一不可，相须而成。
如谓不然，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？儒者苟讥左氏作《传》，多叙《经》外别事。
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弑，隐、桓、昭、哀四君之篡逐。其外则承告于彼，其内则隐讳如此。若无左氏立《传》，其事无由获知。然设使世人习《春秋》而唯取两《传》也，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，俾后来学者，兀成聋瞽者矣。
且当秦、汉之世，《左氏》未行，遂使《五经》、杂史、百家诸子，其言河汉，无所遵凭。故其记事也：当晋景行霸，公室方强，而云屠岸攻赵，有程婴、杵臼之事；鲁侯御宋，得俊乘丘，而云庄公败绩，有马惊流矢之祸；楚、晋相遇，唯在邲役，而云二国交战，置师于两棠；子罕相国，宋睦于晋，而云晋将伐宋，觇哭阳门；鲁师灭项，晋止僖公，而云项实齐桓所灭。《春秋》为贤者讳；襄年再盟，君臣和叶，而云诸侯失政，大夫皆执国权。其记时也：盖秦缪居春秋之始，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；韩、魏处战国之时，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；《列子》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；扁鹊医疗虢公，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；栾书仕于周子，而云以晋文如猎，犯颜直言；荀息死于奚齐，而云观晋灵作台，累棋申诫。
式以先为后，或以后为先，月日颠倒，上下翻覆。古来君子，曾无所疑。及《左传》既行，而其失自显。语其弘益，不亦多乎？而世之学者，犹未之悟，所谓忘我大德，日用而不知者焉。
然自丘明之后，迄于魏灭。年将千祀，其书寝废。至晋太康年中，汲冢获书，全同《左氏》。故束晳云：“若使此书出于汉世，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。”于是挚虞、束晳引其义以相明，王接、荀顗取其文以相证，杜预申以注释，干宝藉为师范。由是世称实录，不复言非，其书渐行，物无异议。
故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于是授《春秋》于丘明，授《孝经》于曾子。《史记》云：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次《春秋》。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，有刺讥褒讳之文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异端，失其真意，故因孔氏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，以考三《传》，亦足以定是非，明真伪者矣。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？从此而言，则于三《传》之优劣见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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