轼启。远蒙差人致书问安否，辅以药物，眷意甚厚。自二月二十五日，至七月十三日，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，水陆盖万余里矣。罪戾远黜，既为亲友忧，又使此二人者，跋涉万里，比其还家，几尽此岁，此君爱我之过而重其罪也。但喜比来侍奉多暇，起居佳胜。
轼罪大责薄，居此固宜，无足言者。瘴疠之邦，僵仆者相属于前，然亦皆有以取之。非寒暖失宜，则饥饱过度，苟不犯此者，亦未遽病也。若大期至，固不可逃，又非南北之故矣。以此居之泰然。不烦深念。
前后所示著述文字，皆有古作者风力，大略能道此意欲言者。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辞至于达，止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《经说》一篇诚哉是言也。西汉以来，以文设科而文始衰，自贾谊、司马迁，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，况所谓下者。文章犹尔，况其道德者乎？
若所论周勃，则恐不然。平、勃未尝一日忘汉，陆贾为之谋至矣。彼视禄、产犹几上肉，但将相和调，则大计自定。若如君言，先事经营，则吕后觉悟，诛两人，而汉亡矣。
轼少时好议论，既老，涉世更变，往往悔其言之过，故乐以此告君也。儒者之病，多空言而少实用。贾谊、陆贾文学，殆不传于世。老病且死，独欲以此教子弟，岂意姻亲中，乃有王郎乎？
三复来贶，喜抃不已。应举者志于得而已。今程试文字，千人一律，考官亦厌之，未必得也。知君自信不回，必不为时所弃也。又况得失有命，决不可移乎？
勉守所学，以卒远业。
相见无期，万万自重而已。人还，谨奉于启，少谢万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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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于执事别十馀年。其间情慕之浅深，书问之达否，曰事之细者耳，姑置之不足道也。惟执事之身，系天下之望。士之进退、天下之幸不幸与焉。侧闻被召，计此时必已到京获膺大任矣。兹实天下之大幸也，故敢有说以进于左右焉。
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难，自用其才者尤难。如子房之于高祖，能用其才者也；贾谊之于文帝，未能自用其才者也。何则？子房之于高祖，察其可行而后言，言之未尝不中，高粗得以用之，而当时受其利。故亲如樊、郦，不可得而间；信如平、勃，不可得而非；任如萧、曹，不可得而夺。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。贾谊之于文帝，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，且又言之太过，故大臣绛、灌之属，得以短之。于是文帝不能用其言，此贾谊所以不获用其才也。方今圣天子求贤用才之意，上追尧、舜，固非高祖、文帝可比；而执事致君泽民之术，远方皋、夔，亦非子房、贾谊可伦。真所谓明良相逢，千载一时者也。将见吾君不问则已，问则执事必能尽言；执事不言则已，言则吾君必能尽用。致斯民于唐虞雍熙之盛者，在是矣。岂非天下之幸欤！
虽然，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，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。如夏时、周冕之类，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；如井田、封建之类，可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也。可行者而行之，则人之从之也易；难行者而行之，则人之从之也难。从之易则民乐其利，从之难则民受其患，此君子之用世，贵乎得时措之宜也。执事于此，研诸虑而藏话心者非一日矣，措之犹反掌耳，尚何待于愚言之赘哉！然仆闻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思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故不能无言于左右耳。
夫人情爱其人之深，而虑其患之至者，必救其失于未患之先。苟待其既失而后救之，是乃爱之浅而虑之疏也，其得为忠乎？天下知执事之深，爱执事之至，如仆者固多矣，窃谓忠于执事，未有能有过于仆者，伏惟稍垂察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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