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问文中子、韩退之。
先生曰:“退之,文人之雄耳;文中子,贤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,推尊退之,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。”
爱问:“何以有拟经之失?”
先生曰:“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?”
爱曰:“世儒著述,近名之意不无,然期以明道;拟经纯若为名。”
先生曰:“著述以明道,亦何所效法?”
曰:“孔子删述《六经》以明道也。”
先生曰:“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?”
爱曰:“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;拟经似徒拟其迹,恐于道无补。”
先生曰:“子以明道者,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?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[náo]于世也?天下之大乱,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,则《六经》不必述。删述《六经》,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画卦,至于文王、周公,其间言《易》,如《连山》《归藏》之属,纷纷籍籍,不知其几,《易》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,知其说之将无纪极,于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说而赞之,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,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,《诗》自《二南》以降,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,一切淫哇逸荡之词,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《礼》《乐》之名物度数,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,然后其说始废。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,孔子何尝加一语?今之《礼记》诸说,皆后儒附会而成,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《春秋》,虽称孔子作之,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‘笔’者,笔其旧;所谓‘削’者,削其繁,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《六经》,惧繁文之乱天下,惟简之而不得,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,非以文教之也。《春秋》以后,繁文益盛,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,是出于私意,又不合焚《六经》。若当时志在明道,其诸反经叛理之说,悉取而焚之,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、汉以降,文又日盛,若欲尽去之,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,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,则其诸怪悖之说,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?某切深有取于其事,以为圣人复起,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,只因文盛实衰,人出己见,新奇相高,以眩俗取誉,徒以乱天下之聪明,涂天下之耳目,使天下靡然,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,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,反朴还淳之行,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。”
爱曰: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,如《春秋》一经,若无《左传》,恐亦难晓。”
先生曰:“《春秋》必待《传》而后明,是歇后谜语矣,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?《左传》多是鲁史旧文,若《春秋》须此而后明,孔子何必削之?”
爱曰:“伊川亦云:‘《传》是案,《经》是断。’如书‘弑某君’‘伐某国’,若不明其事,恐亦难断。”
先生曰:“伊川此言,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,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‘弑君’,即弑君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?征伐当自天子出,书‘伐国’,即伐国便是罪,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?圣人述《六经》,只是要正人心,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欲,于存天理、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,各随分量而说,亦不肯多道,恐人专求之言语,故曰‘予欲无言’。若是一切纵人欲、灭天理的事,又安肯详以示人?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:‘仲尼之门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。’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,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,纯是一片功利的心,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,如何思量得通!”
因叹曰:“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!”
又曰:“孔子云: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。’孟子云:‘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,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删《书》,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,岂更无一事,而所述止此,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,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爱曰:“圣人作经,只是要去人欲,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,圣人不欲详以示人,则诚然矣。至如尧、舜以前事,如何略不少见?”
先生曰:“羲、黄之世,其事阔疏,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,略无文采的气象,此便是太古之治,非后世可及。”
爱曰:“如《三坟》之类,亦有传者,孔子何以删之?”
先生曰:“纵有传者,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,文采日胜,至于周末,虽欲变以夏、商之俗,已不可挽,况唐、虞乎!又况义、黄之世乎!然其治不同,其道则一。孔子于尧、舜则祖述之,于文、武则宪章之。文、武之法,即是尧、舜之道,但因时致治,其设施政令,已自不同,即夏、商事业施之于周,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,其有不合,仰而思之,夜以继日’。况太古之治,岂复能行?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又曰:“专事无为,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,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,即是佛、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,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,而以功利之心行之,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,许多讲来讲去,只是讲得个伯术。”
愛問文中子、韓退之。
先生曰:“退之,文人之雄耳;文中子,賢儒也。後人徒以文詞之故,推尊退之,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。”
愛問:“何以有擬經之失?”
先生曰:“擬經恐未可盡非。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?”
愛曰:“世儒著述,近名之意不無,然期以明道;擬經純若爲名。”
先生曰:“著述以明道,亦何所效法?”
曰:“孔子刪述《六經》以明道也。”
先生曰:“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?”
愛曰:“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;擬經似徒擬其跡,恐於道無補。”
先生曰:“子以明道者,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?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[náo]於世也?天下之大亂,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。使道明於天下,則《六經》不必述。刪述《六經》,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畫卦,至於文王、周公,其間言《易》,如《連山》《歸藏》之屬,紛紛籍籍,不知其幾,《易》道大亂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,知其說之將無紀極,於是取文王、周公之說而贊之,以爲惟此爲得其宗。於是紛紛之說盡廢,而天下之言《易》者始一。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《春秋》皆然。《書》自《典》《謨》以後,《詩》自《二南》以降,如《九丘》《八索》,一切淫哇逸蕩之詞,蓋不知其幾千百篇。《禮》《樂》之名物度數,至是亦不可勝窮。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,然後其說始廢。如《書》《詩》《禮》《樂》中,孔子何嘗加一語?今之《禮記》諸說,皆後儒附會而成,已非孔子之舊。至於《春秋》,雖稱孔子作之,其實皆魯史舊文。所謂‘筆’者,筆其舊;所謂‘削’者,削其繁,是有減無增。孔子述《六經》,懼繁文之亂天下,惟簡之而不得,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,非以文教之也。《春秋》以後,繁文益盛,天下益亂。始皇焚書得罪,是出於私意,又不合焚《六經》。若當時志在明道,其諸反經叛理之說,悉取而焚之,亦正暗合刪述之意。自秦、漢以降,文又日盛,若欲盡去之,斷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,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,則其諸怪悖之說,亦宜漸漸自廢。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?某切深有取於其事,以爲聖人復起,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,只因文盛實衰,人出己見,新奇相高,以眩俗取譽,徒以亂天下之聰明,塗天下之耳目,使天下靡然,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,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,反樸還淳之行,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。”
愛曰:“著述亦有不可缺者,如《春秋》一經,若無《左傳》,恐亦難曉。”
先生曰:“《春秋》必待《傳》而後明,是歇後謎語矣,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?《左傳》多是魯史舊文,若《春秋》須此而後明,孔子何必削之?”
愛曰:“伊川亦云:‘《傳》是案,《經》是斷。’如書‘弒某君’‘伐某國’,若不明其事,恐亦難斷。”
先生曰:“伊川此言,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,未得聖人作經之意。如書‘弒君’,即弒君便是罪,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?征伐當自天子出,書‘伐國’,即伐國便是罪,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?聖人述《六經》,只是要正人心,只是要存天理、去人慾,於存天理、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。或因人請問,各隨分量而說,亦不肯多道,恐人專求之言語,故曰‘予欲無言’。若是一切縱人慾、滅天理的事,又安肯詳以示人?是長亂導奸也。故孟子云:‘仲尼之門,無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後世無傳焉。’此便是孔門家法。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,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,純是一片功利的心,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,如何思量得通!”
因嘆曰:“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!”
又曰:“孔子云:‘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’孟子云:‘盡信《書》不如無《書》,吾於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’孔子刪《書》,於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,豈更無一事,而所述止此,聖人之意可知矣。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,後儒卻只要添上。”
愛曰:“聖人作經,只是要去人慾,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,聖人不欲詳以示人,則誠然矣。至如堯、舜以前事,如何略不少見?”
先生曰:“羲、黃之世,其事闊疏,傳之者鮮矣。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,略無文采的氣象,此便是太古之治,非後世可及。”
愛曰:“如《三墳》之類,亦有傳者,孔子何以刪之?”
先生曰:“縱有傳者,亦於世變漸非所宜。風氣益開,文采日勝,至於週末,雖欲變以夏、商之俗,已不可挽,況唐、虞乎!又況義、黃之世乎!然其治不同,其道則一。孔子於堯、舜則祖述之,於文、武則憲章之。文、武之法,即是堯、舜之道,但因時致治,其設施政令,已自不同,即夏、商事業施之於周,已有不合。故‘周公思兼三王,其有不合,仰而思之,夜以繼日’。況太古之治,豈復能行?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。”
又曰:“專事無爲,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,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,即是佛、老的學術。因時致治,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,而以功利之心行之,即是伯者以下事業。後世儒者,許多講來講去,只是講得個伯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