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，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。喜怒之方形，视之若未有休戚；喜怒之既积，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。何则？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：饱而愉，暖而适，遽使之饥寒则怨；仰而事，俯而育，遽使之捐弃则痛；冤而求伸，愤而求泄，至于无所控告则怒；怨深痛巨而怒盈，服则合，叛则离。秦汉之际，离合之变，于此可以观矣。秦人之法惨刻凝密，而汉则破觚为圜，与民休息，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。怒之方形，秦自若也；怒之既积，则喜而有所属，秦始不得自保，遂离而合于汉矣。
方今中原之民，其心果何如哉？二百年为朝廷赤子，耕而食，蚕而衣，富者安，贫者济，赋轻役寡，求得而欲遂，一染腥膻，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，爱憎自殊，不复顾惜。方僭割之时，彼守未固，此讻未定，犹勉强姑息以示恩，时肆诛戮以贾威；既久稍玩，真情遂出，分布州县，半是胡奴，分朋植党，仇灭中华。民有不平，讼之于官，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；田畴相邻，胡人则强而夺之；孽畜相杂，胡人则盗而有之；民之至爱者子孙，签军之令下，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；民之所惜者财力，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；有常产者困寠，无置锥者冻馁。民初未敢遽叛者，犹徇于苟且之安，而訹于积威之末。辛巳之岁相挺以兴，矫首南望、思恋旧主者，怨已深、痛已巨，而怒已盈也。逆亮自知形禁势格，巢穴迥遥，恐狂谋无成窜身无所，故疾趣淮上，侥幸一胜，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。此机不一再，而朝廷虑不及此，中原义兵寻亦溃散。吁！甚可追惜也。
今而观之，中原之民业尝叛虏，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，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！疑则臣患深，操心危，是以易动而轻叛。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；诚有意焉，莫若于其无事之时，张大声势以耸之，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；存抚新附以诱之，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。如是，则一旦缓急。彼将转相告谕，翕然而起，争为吾之应矣。
又况今日中原之民，非昔日中原之民。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，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，智者不暇谋，勇者不及怒。自乱离以来，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，虏人虽暴，有王师为之援，民心坚矣。冯妇虽攮臂，其为士笑之。孟子曰：「为汤武驱民者，桀与纣也。」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，虏人不动则已，诚动焉，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。惟静以待之，彼不亡何待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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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兵之道，形与势二。不知而一之，则沮于形、昡于势，而胜不可图，且坐受毙矣。何谓形？小大是也。何谓势？虚实是也。土地之广，财赋之多，士马之众，此形也，非势也。形可举以示威，不可用以必胜。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，轰然其声，巍然其形，非不大可畏也；然而堑留木柜，未容于直，遂有能迂回而避御之，至力杀形禁，则人得跨而逾之矣。若夫势则不然，有器必可用，有用必可济。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，操纵自我，不系于人，有轶而过者，抨击中射惟意所向，此实之可虑也。自今论之：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，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，其举以示吾者，特以威而疑我也；未欲用以求胜者，固知其未必能也。彼欲致疑，吾且信之以为可疑；彼未必能，吾且意其或能；是亦未详夫形、势之辨耳。臣请得而条陈之：
虏人之地，东薄于海，西控于夏，南抵于淮，北极于蒙，地非不广也；虏人之财，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，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，又辅之以岁币之相仍，横敛之不恤，则财非不多也；沙漠之地，马所生焉；射御长技，人皆习焉，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。以此之形，时出而震我，亦在所可虑，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，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，其实易攻，惟其无事，兵劫形制，若可纠合，一有惊扰，则忿怒纷争，割据蜂起。辛巳之变，萧鹧巴反于辽，开赵反于密，魏胜反于海，王友直反于魏，耿京反于齐、鲁，亲而葛王反于燕，其馀纷纷所在而是，此则已然之明验，是一不足虑也。
虏人之财虽名为多，其实难恃，得吾岁币惟金与帛，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；中原廪窖，可以养士，而不能保其无失。盖虏政庞而官吏横，常赋供亿民粗可支，意外而有需，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，民不堪而叛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，是二不足虑也。
若其为兵，名之曰多，又实难调而易溃。且如中原所签，谓之大汉军者，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馀，田宅罄于捶剥之酷，怨忿所积，其心不一；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，虽其数可以百万计，而道里辽绝，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，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。始逆亮南寇之时，皆是诛胁酋长、破灭资产，人乃肯从，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，则又三不足虑也。
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，杂以契丹、中原、江南之士，上下猜防。议论龃龉，非如前日粘军、兀术辈之叶。且骨肉间僭杀成风，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，私收民心，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，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。我有三不足虑，彼有三无能为，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，是殆自保之不暇，何以谋人？
臣亦闻古之善觇人国者，如良医之切脉，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，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。官渡之师，袁绍未遽弱也，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，以嫡庶不定而知之也。咸阳之都，会稽之游，秦尚自强也，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，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，以民怨已深而知之。盖国之亡，未有如民怨、嫡庶不定之酷，虏今并有之，欲不亡何待！臣故曰：「形与势异」。为陛下实深察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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臣闻鸱枭不鸣，要非祥禽；豺狼不噬，要非仁兽。此虏人吴未动而臣固将以论战。何则？我无尔诈，尔无我虞。然后两国可恃以定盟，而生灵可恃以弭兵。今彼尝有诈我之情，而我亦有虞彼之备，一诈一虞，谓天下不至于战者，惑也。明知天下之必战，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，孰为利？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，孰为得？均之不免于战，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，此固天下之至权、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。
详战之说奈何？详其所战之地也。兵法有九地，皆因地而为之势。不详其地、不知其势者谓之「浪战」。故地有险易、有轻重。先其易者，险有所不攻；破其重者，轻有所不取。今日中原之地，其形易、其势重者，果安在哉？曰：山东是也。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，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。此定势，非臆说也。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，击其首则尾应，击其尾则首应，击其身则首尾俱应。臣窃笑之，夫击其尾则首应、击其身则首尾俱应，固也；若击其首则死矣，尾虽应，其庸有济乎？方今山东者，虏人之首，而京洛关陜则其身其尾也。由泰山而北，不千二百里而至燕，燕者虏人之巢穴也。自河失故道，河朔无浊流之阻，所谓千二百里者从枕席上过师也。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，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，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。至其所谓备边之兵，较之他处，山东号为简略。且其地于燕为近，而其民素喜乱，彼方穷其民、简其备，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。今夫二人相搏，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；两阵相持，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。固臣以为兵出沐阳〔海州属县〕则山东指日可下，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，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。请试言其说：
虏人列屯置戍，自淮阳以西，至于汧陇〔海州防御去处，故此不论〕，杂女真、渤海、契丹之兵不满十万。关中、洛阳、京师三处，彼以为形势最重之地。防之为甚深，备之不甚密，可因其为重，大为之名以信之。扬兵于川蜀，则曰：「关陇秦汉故都，百二之险。吾不可以不争。」扬兵于襄阳，则曰：「洛阳吾祖宗陵寝之旧，废祀久矣，吾不可以不取。」扬兵于淮西，则曰：「京师吾宗庙社稷基本于此，吾不可以不复。」多为旌旗金鼓之形，佯为志在必取之势，已震关中，又骇洛阳；以骇洛阳，又声京师。彼见吾形、忌吾势，必以十万之兵而聚三地，且沿边郡县亦必皆守而后可，是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。如此则燕山之卫兵、山东之户民〔女真山东之屯田者不满三万，此兵不俱可用。〕、中原之签军，精甲锐兵必举以至，吾乃以形耸之使不得遽去，以势留之使不得遂休，则山东之地固虚邑也。山东虽虚，切计青、密、沂、海之兵犹有数千，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淮之境，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。山东诚虚，盗贼必起，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皿出；而陛下徐择一骁将，以兵五万，步骑相半，鼓形而前，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，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！山东已定，则休士秣马，号召忠义，教以战守，然后传檄河朔诸郡，徐以兵蹑其后，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。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，虏人破灭之形著，则契丹诸国如窝斡、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。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门而守也。彼虏人三路备边之兵将北归以自卫耶？吾已制其归路，彼又虞淮西、襄阳、川蜀之兵，未可释而去也。抑为战与守耶？腹心已溃，人自解体，吾又半途出其背而夹击之。当此之时，陛下筑城而降其兵亦可；驱而之北，反用其锋亦可；纵之使归，不虞，而后击之亦可。臣知天下不足定也。
然海道与三路之兵，将不必皆勇，士不必皆锐。盖臣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，而以山东为奇；奇者以强，正者以弱；弱者牵制之师，而强者必取之兵也。古之用兵者，唐太宗其知此矣，尝曰：「吾观行阵形势，每战必使弱常遇强、强常遇弱。敌遇吾弱，追奔不过数十百步；吾击敌弱，常突出自背反攻之，以是必胜。」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阵间耳。臣以为天下之势，避实击虚，不过如是。苟曰不然，以将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，寸攮尺取为恢复之谋，则吾兵为虏弱久矣，骤而用之未尝不败。近日符离之战是也。假设陛下一举而取京洛，再举而复关陜，彼将南绝大河下燕蓟之甲，东于泗水漕山东之粟，陛下之将帅谁与守此？曩者三京之役是也。借能守之，则河北犹未病；河北未病，则雌雄犹未决也。以是策之，陛下其知之矣。
昔韩信请于高祖，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之粮道，而西会于荥阳。耿弇言于光武，欲先定渔阳，取涿郡，还收富平，而东下齐。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，二子不以为难能，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，卒藉之以取天下者，见之明而策之熟也。由今观之，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，则二子未免为狂。何者？落落而难合也。如臣之论，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！虽然，臣又有一说焉。为陛下终言之：
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，是不战而可定也。议者必曰：「辛巳之岁，山东之变已大矣，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，何也？」臣之说曰：「北方郡县，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，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，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。」何则？锄犁之民，寡谋而易聚，惧败而轻敌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。若夫黥卒之与弓兵，彼皆居行伍，走官府，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，而为之长者更战守，其部曲亦稔熟于其赏罚进退之权。建炎之初，如孔彦舟、李成辈，杀长吏，驱良民，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。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？曰：「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。当是时，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，已先之而起，彼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，故宁撄城而守，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。」臣常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，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，自非土木之兴筑、官吏之呵卫，皆不复用。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气，抑甚于锄犁之民。然而计深虑远，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。陛下诚以兵入其境，彼将开门迎降，惟恐后耳。得民而可以使之将，得城而可以使之守，非于此焉择之，未见其可也。故臣于详战之未而备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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