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于

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；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。

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，不死可以力致者。或云：上寿百二十，古今所同，过此以往，莫非妖妄者。此皆两失其情。请试粗论之。 夫神仙虽不日见，然记籍所载，前史所传，较而论之，其有必矣。似特受异气，禀之自然，非积学所能致也。至于导养得理，以尽性命，上获千馀岁，下可数百年，可有之耳。而世皆不精，故莫能得之。 何以言之？夫服药求汗，或有弗获；而愧情一集，涣然流离。终朝未餐，则嚣然思食；而曾子衔哀，七日不饥。夜分而坐，则低迷思寝；内怀殷忧，则达旦不瞑。劲刷理鬓，醇醴发颜，仅乃得之；壮士之怒，赫然殊观，植发冲冠。由此言之，精神之于形骸，犹国之有君也。神躁于中，而形丧于外，犹君昏于上，国乱于下也。 夫为稼于汤之世，偏有一溉之功者，虽终归于焦烂，必—溉者后枯．然则，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．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，一哀不足以伤身，轻而肆之，是犹不识一溉之益，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。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，神须形以存，悟生理之易失，知一过之害生。故修性以保神，安心以全身，爱憎不栖于情，忧喜不留于意，泊然无感，而体气和平；又呼吸吐纳，服食养身，使形神相亲，表里俱济也。 夫田种者，一亩十斛，谓之良田，此天下之通称也。不知区种可百馀斛．田、种—也，至于树养不同，则功效相悬。谓商无十倍之价，农无百斛之望，此守常而不变者也。 且豆令人重，榆令人瞑，合欢蠲忿，萱草忘忧，愚智所共知也。熏辛害目，豚鱼不养，常世所识也。虱处头而黑，麝食柏而香，颈处险而瘿，齿居晋而黄．推此而言，凡所食之气，蒸性染身，莫不相应。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，害之使暗而无使明，熏之使黄而无使坚，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？故神农曰“上药养命，中药养性"者，诚知性命之理，因辅养以通也。而世人不察，惟五毂是见，声色是耽，目惑玄黄，耳务淫哇，滋味煎其府藏，醴醪鬻其肠胃，香芳腐其骨髓，喜怒悖其正气，思虑销其精神，哀乐殃其乎粹．夫以蕞尔之躯，攻之者非一涂，易竭之身，而外内受敌。身非木石，其能久乎？其自用甚者，饮食不节，以生百病；好色不倦，以致乏绝；风寒所灾，百毒所伤，中道天于众难。世皆知笑悼，谓之不善持生也。至于措身失理，亡之于微，积微成损，积损成衰，从衰得白，从白得老，从老得终，闷若无端。中智以下，谓之自然。纵少觉悟，咸叹恨于所遇之初，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。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，而怒扁鹊之先见，以觉痛之日，为受病之始也。害成于微，而救之于著，故有无功之治；驰骋常人之域，故有一切之寿。仰观俯察，莫不皆然。以多自证，以同自慰，谓天地之理，尽此而已矣。纵闻养生之事，则断以所见，谓之不然；其次狐疑，虽少庶几，莫知所由；其次自力服药，半年一年，劳而未验，志以厌衰，中路复废。或益之以畎浍，而泄之以尾闾。，欲坐望显报者；或抑情忍欲，割弃荣愿，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，所希在数十年之后，又恐两失，内怀犹豫，心战于内，物诱于外，交赊相倾，如此复败者。 夫至物微妙，可以理知，难以目识。譬犹豫章生七年，然后可觉耳。今以躁竞之心，涉希静之涂，意速而事迟，望近而应远，故莫能相终。 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，而求者以不专丧业，偏恃者以不兼无功，追术者以小道自溺。凡若此类，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。 善养生者则不然也，清虚静泰，少私寡欲。知名位之伤德，故忽而不营，非欲而疆禁也；识厚味之害性，故弃而弗顾，非贪而后抑也。外物以累心不存，神气以醇泊独著。旷然无忧患，寂然无思虑。又守之以一，养之以和，和理日济，同乎大顺。然后蒸以灵芝，润以醴泉，曦以朝阳，绥以五弦，无为自得，体妙心玄，忘欢而后乐足，遗生而后身存。若此以往，庶可舆羡门比寿，王乔争年，何为其无有哉！

○《春秋》（二条） 案《春秋》之书弑也，称君，君无道；称臣，臣之罪。如齐之简公，未闻失德，陈恒构逆，罪莫大焉。而哀公十四年，书“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。”斯则贤君见抑，而贼臣是党，求诸旧例，理独有违。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，弟子追书其事。岂由以索续组，不类将圣之能者乎？何其乖剌之甚也。 案《春秋左氏传》释《经》云：灭而不有其地曰入，如入陈，入郑，入许，即其义也。至柏举之役，子常之败，庚辰吴入，独书以郢。夫诸侯列爵，并建国都，惟取国名，不称都号。何为郢之见入，遗其楚名，比于他例，一何乖踳！ 寻二《传》所载，皆云入楚，岂《左氏》之本，独为谬欤？ 《左氏传》（二条） 《左氏》之叙事也，述行师则簿领盈视，哤聒沸腾；论备火，则区分在目，修饰峻整；言胜捷，则收获都尽；记奔败，则披靡横前；申盟誓则慷慨有余；称谲诈则欺诬可见；谈恩惠则煦如春日；纪严切则凛若秋霜；叙兴邦则滋味无量；陈亡国则凄凉可悯。或腴辞润简牍，或美句入咏歌，跌宕而不群，纵横而自得。 若斯才者，殆将工侔造化，思涉鬼神，著述罕闻，古今卓绝。如二《传》之叙事也，榛芜溢句，疣赘满行，华多而少实，言拙而寡味。若必方于《左氏》也，非唯不可为鲁、卫之政，差肩雁行，亦有云泥路阻，君臣礼隔者矣。 《左传》称仲尼曰：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。”夫有生而无识，有质而无性者，其唯草木乎？然自古设比兴，而以草木方人者，皆取其善恶薰莸，荣枯贞脆而已。必言其含灵畜智，隐身违祸，则无其义也。寻葵之向日倾心，本不卫足，由人睹其形似，强为立名。亦由今俗文士，谓鸟鸣为啼，花发为笑。花之与鸟，安有啼笑之情哉？必以人无喜怒，不知哀乐，便云其智不如花，花犹善笑，其智不如鸟，鸟犹善啼，可谓之谠言者哉？如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”，即其例也。而《左氏》录夫子一时戏言，以为千载笃论。成微婉之深累，玷良直之高范，不其惜乎！ ○《公羊传》（二条） 《公羊》云：“许世子止弑其君。”“曷为加弑？讥子道之不尽也。”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，以明许世子之得罪。寻子春孝道，义感神明，固以方驾曾、闵，连踪丁、郭。苟事亲不逮乐正，便以弑逆加名，斯亦拟失其流，责非其罪。 盖公羊、乐正，俱出孔父门人，思欲更相引重，曲加谈述。所以乐正行事，无理辄书，致使编次不伦，比喻非类，言之可为嗤怪也。 语曰：“彭蠡之滨，以鱼食犬。”斯则地之所富，物不称珍。案齐密迩海隅，鳞介惟错，故上客食肉，中客食鱼，斯即齐之旧俗也。然食鲂鲙鲤，诗人所贵，必施诸他国，是曰珍羞。如《公羊传》云：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，见其方食鱼飧。 曰：“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飧，是子之俭也。吾不忍杀子。”盖公羊生自齐邦，不详晋物，以东土所贱，谓西州亦然。遂目彼嘉馔，呼为菲食，著之实录，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，亦于物理全爽者矣。 ○《汲冢纪年》（一条） 语曰：“传闻不如所见。”斯则史之所述，其谬已甚，况乃传写旧记，而违其本录者乎？至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《书》，《春秋》所记之说，可谓备矣。而《竹书纪年》出于晋代，学者始知后启杀益，太甲杀伊尹，文丁杀季历，共伯名和；郑桓公，宣王之子。则与经典所载，乖剌甚多。又《孟子》曰：晋谓春秋为乘。寻《汲冢琐语》，即乘之流邪？其《晋春秋》篇云：“平公疾，梦朱罴窥屏。” 《左氏》亦载斯事，而云“梦黄熊入门”。必有舍传闻而取所见，则《左传》非而《晋》文实矣。呜呼！向若二书不出，学者为古所惑，则代成聋瞽，无由觉悟也。 ○《史记》（八条） 夫编年叙事，溷杂难辨：纪传成体，区别易观。昔读《太史公书》，每怪其所采多是《周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之流。近见皇家所撰《晋史》，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，省功易阅者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幽明录》之类是也。如曹、干两氏《纪》，孙、檀二《阳秋》，则皆不之取。 故其中所载美事，遗略甚多。若以古方今，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。斯则迁之所录，甚为肤浅，而班氏称其勤者，何哉？ 孟坚又云，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服其善叙事。岂时无英秀，易为雄霸者乎？不然，何虚誉之甚也。《史记？邓通传》云：“文帝崩，景帝立。”向若但云景帝立，不言文帝崩，斯亦可知矣，何用兼书其事乎？又《仓公传》称其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五色诊病，知人死生，决嫌疑，定可治。”诏召问其所长，对曰：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”以下他文，尽同上说。夫上既有其事，下又载其言，言事虽殊，委曲何别？案迁之所述，多有此类，而刘、扬服其善叙事也，何哉？ 太史公撰《孔子世家》，多采《论语》旧说，至《管晏列传》，则不取其本书。以为时俗所有，故不复更载也。案《论语》行于讲肆，列于学官，重加编勒，只觉繁费。如管、晏者，诸子杂家，经史外事，弃而不录，实杜异闻。夫以可除而不除，宜取而不取，以斯著述，未睹厥义。 昔孔子力可翘关，不以力称。何者？大圣之德，具美者众，不可以一介标末，持为百行端首也。至如达者七十，分以四科。而太史公述《儒林》，则不取游、夏之文学；著《循吏》，则不言冉、季之政事；至于《货殖》为传，独以子贡居先。掩恶扬善，既忘此义；成人之美，不其阙如？ 司马迁《自序传》云：为太史公七年，而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：是予之罪也，身亏不用矣。自叙如此，何其略哉！夫云“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绁”者乍似同陵陷没，以寘于刑：又似为陵所间，获罪于国。遂令读者难得而详。赖班固载其《与任安书》，书中具述被刑所以。傥无此录，何以克明其事者乎？ 《汉书》载子长《与任少卿书》，历说自古述作，皆因患而起。末云：“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。”案吕氏之修撰也，广招俊客，比迹春、陵，共集异闻，拟书《荀》、《孟》，思刊一字，购以千金，则当时宣布，为日久矣，岂以迁蜀之后，方始传乎？且必以身既流移，书方见重，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。而辄引以自喻，岂其伦乎？若要多举故事，成其博学，何不云虞卿穷愁，著书八篇？而曰“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”。斯盖识有不该，思之未审耳。 昔《春秋》之时，齐有夙沙卫者，拒晋殿师，郭最称辱：伐鲁行唁，臧坚抉死。此阉官见鄙，其事尤著者也。而太史公《与任少卿书》，论自古刑馀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，唯以弥子瑕为始，何浅近之甚邪？但夙沙出《左氏传》，汉代其书不行，故子长不之见也。夫博考前古，而舍兹不载，至于乘传车，探禹穴，亦何为者哉？ 《魏世家》太史公曰：“说者皆曰，‘魏以不用信陵君，故国削弱至于亡。’余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内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之徒，曷益乎？”夫论成败者，固当以人事为主，必推命而言，则其理悖矣。盖晋之获也，由夷吾之愎谏；秦之灭也，由胡亥之无道；周之季也，由幽王之惑褒姒：鲁之逐也，由稠父之违子家。然则败晋于韩，狐突已志其兆；亡秦者胡，始皇久铭其说；檿弧箕服，彰于宣、厉之年；征褰与襦，显自文、武之世。恶名早著，天孽难逃。假使彼四君才若桓、文，德同汤、武，其若之何？苟推此理而言，则亡国之君，他皆仿此，安得于魏无讥者哉？夫国之将亡也若斯，则其将兴也亦然。盖妫后之为公子也，其筮曰：八世莫之与京。毕氏之为大夫也，其占曰：万名其后必大。姬宗之在水浒也，鸑鷟鸣于岐山：刘姓之在中阳也，蛟龙降于丰泽。斯皆瑞表于先，而福居其后。向若四君德不半古，才不逮人，终能坐登大宝，自致宸极矣乎？必如史公之议也，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，理无可辞，不复嗟其智能，颂其神武者矣。夫推命而论兴灭，委运而忘褒贬，以之垂诫，不其惑乎？自兹以后，作者著述，往往而然。如鱼豢《魏略议》、虞世南《帝王论》，或叙辽东公孙之败，或述江左陈氏之亡，其理并以命而言，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。 ○诸汉史（十条） 《汉书·孝成纪赞》曰：“成帝善修容仪，升车正立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临朝渊嘿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。”又《五行志》曰：“成帝好微行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，皆白水袒帻，自称富平侯家。或乘小车，御者在茵上，或皆骑，出入远至旁县。故谷永谏曰：陛下昼夜在路，独与小人相随。乱服共坐，混淆无别。公卿百寮，不知陛下所在，积数年矣。”由斯而言，则成帝鱼服嫚游，乌集无度，虽外饰严重，而内肆轻薄，人君之望，不其缺如。 观孟坚《纪》、《志》所言，前后自相矛盾者矣。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，于帝王则叙其子孙，于公侯则纪其年月，列行萦纡以相属，编字戢孴而相排。虽燕、越万里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；虽昭穆九代，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，使读者阅文便睹，举目可详，此其所以为快也。如班氏之《古今人表》者，唯以品藻贤愚，激扬善恶为务尔。既非国家递袭，禄位相承，而以复界重行，狭书细字，比于他表，殆非其类欤！盖人列古今，本殊表限，必吝而不去，则宜以志名篇。始自上上，终于下下，并当明为示榜，显列科条，以种类为篇章，持优劣为次第。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，凡若干人。亦犹《地理志》肇述京华，末陈边塞，先列州郡，后言户口也。 自汉已降，作者多门，虽新书已行，而旧录仍在，必校其事，可得而言。案刘氏初兴，书唯陆贾而已。子长述楚、汉之事，专据此书。譬夫行不由径，由不由户，未之闻也。然观迁之所载，往往与旧不同。如郦生之初谒沛公，高祖之长歌鸿鹄，非唯文句有别，遂乃事理皆殊。又韩王名信都，而辄去“都”留“信”，用使称其姓名，全与淮阴不别。班氏一准太史，曾无驰张，静言思之，深所未了。 司马迁之《叙传》也，始自初生，及乎行历，事无臣细，莫不备陈，可谓审矣。而竟不书其字者，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？而班固仍其本传，了无损益，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。如固之为《迁传》也，其初宜云“迁字子长，冯翊阳夏人，其序曰”云云。至于事终，则言“其自叙如此”。著述之体，不当如是耶？ 马卿为《自叙传》，具在其集中。子长因录斯篇，即为列传，班氏仍旧，曾无改夺。寻固于《马》、《扬》传末，皆云迁、雄之自叙如此。至于《相如》篇下，独无此言。盖止凭太史之书，未见文园之集，故使言无画一，其例不纯。 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，委琐繁碎，不类诸篇。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，正与《司马相如》、《司马迁》、《扬雄》传相类。寻其传体，必曼倩之自叙也。 但班氏脱略，故世莫之知。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，韦玄成父贤德业稍多。《汉书》编苏氏之传，则先以苏建标名；列韦相之篇，则不以韦贤冠首，并其失也。 班固称项羽贼义帝，自取灭亡。又云：于公高门以待封，严母扫地以待丧。 如固斯言，则深信夫天怨神怒，福善祸淫者矣。至于其赋《幽通》也，复以天命久定，非人理所移，故善恶无征，报施多爽，斯则同现异说，前后自相矛盾者焉。 或问：张辅著《班马优劣论》云：“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，固叙二百年事，八十万言，是固不如迁也。斯言为是乎？”答曰：“不然也。案《太史公书》上起黄帝，下尽宗周，年代虽存，事迹殊略。至于战国已下，始有可观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，其间详备者，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。其省也则如彼，其繁也则如此，求诸折中，未见其宜。班氏《汉书》全取《史记》，仍去其《日者》、《仓公》等传，以为其事繁芜，不足编次故也。若使马迁易地而处，撰成《汉书》，将恐多言费辞，有逾班氏，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？” 《汉书》断章，事终新室。如叔皮存殁，时入中兴，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，盖《序传》之恒例者耳。荀悦既删略班史，勒成《汉纪》，而彪《论王命》，列在末篇。夫以规讽隗嚣，翼戴光武，忽以东都之事，擢居西汉之中，必如是，则《宾戏》、《幽通》，亦宜同载者矣。

禊帖之亡，坏土其朽。 至于贞元，夫岂一手。 仿佛之传，烂如晨星。 尚胜定武，以石得名。
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
子曰：“齐一变，至于鲁；鲁一变，至于道。”

夫人枢机之发，亹亹不穷，必有徐音足句，为其始末。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。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 而史之叙事，亦有时类此。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，则且以不君为称；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先以巧宦标目。所谓说事之端也。又书重耳伐原示信，而续以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；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，今驰射莫能中，则云其见惮如此。所谓论事之助也。 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用不刊。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 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禀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，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，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加字不惬，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盖《史记》世家有云：“赵鞅诸子，无恤最贤。”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。至如伪会邻国，进计行戕，俾同气女兄，摩笄引决，此则诈而安忍，贪而无亲，鲸鲵是俦，犬豕不若，焉得谓之贤哉？又《汉书》云：“萧何知韩信贤。”案贤者处世，夷险若一，不陨穫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。《易传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如淮阴初在仄微，堕业元行，后居荣贵，满盈速祸；躬为逆上，名隶恶徒。周身之防靡闻，知足之情安在？美其善将，呼为才略则可矣，必以贤为目，不其谬乎？又云：“严延年精悍敏捷，虽子贡、冉有通于政事，不能绝也。”夫以编名《酷吏》，列号“屠伯”，而辄比孔门达者，岂其伦哉！且以春秋至汉，多历年所，必言貌取人，耳目不接，又焉知其才术相类，锱铢无爽，而云不能绝乎？ 盖古之记事也，或先经张本，或后传终言，分布虽疏，错综逾密。今之记事也则不然。或隔卷异篇，遽相矛盾；或连行接句，顿成乖角。是以《齐史》之论魏收，良直邪曲，三说各异；《周书》之评太祖，宽仁好杀，二理不同。非惟言无准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夫人有一言，而史辞再三，良以好发芜音，不求谠理，而言之反覆，观者惑焉。 亦有开国承家，美恶昭露，皎如星汉，非靡沮所移，而轻事尘点，曲加粉饰。 求诸近史，此类尤多。如《魏书》称登国以鸟名官，则云“好尚淳朴，远师少皞”；述道武结婚蕃落，则曰“招携荒服，追慕汉高”。自余所说，多类如此。案魏氏始兴边朔，少识典、坟；作俪蛮夷，抑惟秦、晋。而鸟官创置，岂关郯子之言？ 髦头而偶，奚假奉春之策？奢言无限，何其厚颜！又《周史》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”陈周弘正来聘，在馆赠韦敻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直车讵肯来？”其为信、弘正所重如此。夫文以害意，自古而然，拟非其伦，由来尚矣。必以庾、周所作，皆为实录，则其所褒贬，非止一人，咸宜取其指归，何止采其四句而已？若乃题目不定，首尾相违，则百药、德棻是也；心挟爱憎，词多出没，则魏收、牛弘是也。斯皆鉴裁非远，智识不周，而轻弄笔端，肆情高下。故弥缝虽洽，而厥迹更彰，取惑无知，见嗤有识。 夫词寡者，出一言而已周。才芜者，资数句而方浃。案《左传》称绛父论甲子，隐言于赵孟；班《书》述楚老哭龚生，莫识其名氏。苟举斯一事，则触类可知。至嵇康、皇甫谧撰《高士记》，各为二叟立传，全采左、班之录，而其传论云：“二叟隐德容身，不求名利，避远乱害，安于贱役。”夫探揣古意，而广足新言，此犹子建之咏三良，延年之歌秋妇。至于临穴泪下，闺中长叹，虽语多本传，而事无异说。盖凫胫虽短，续之则悲；史文虽约，增之反累。加减前哲，岂容易哉！ 昔夫子断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剪截浮词，撮其机要。故帝王之道，坦然明白。 嗟乎！自去圣日远，史籍逾多，得失是非，孰能刊定？假有才堪厘革，而以人废言，此绕朝所谓“勿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”者也。

月日，臣修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。臣近准诏书，许臣上书言事。臣学识愚浅，不能广引深远，以明治乱之原，谨采当今急务，条为三弊五事，以应诏书所求，伏惟陛下裁择。 臣闻自古王者之治天下，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，则心愈劳而事愈乖；虽有纳谏之明，而无力行之果断，则言愈多而听愈惑。故为人君者，以细务而责人，专大事而独断，此致治之要术也；纳一言而可用，虽众说不得以沮之，此力行之果断也。知此二者，天下无难治矣。 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，中外骚然。陛下思社稷之安危，念兵民之疲弊，四五年来，圣心忧劳，可谓至矣。然而兵日益老，贼日益强，并九州之力讨一西戎小者，尚无一人敢前，今又北戎大者违盟而动，其将何以御之？从来所患者夷狄，今夷狄叛矣；所恶者盗贼，今盗贼起矣；所忧者水旱，今水旱作矣；所赖者民力，今民力困矣；所须者财用，今财用乏矣。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，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。此臣所谓用心虽劳，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。近年朝廷开发言路，献计之士不下数千，然而事绪转多，枝梧不暇。从前所采，众议纷纭，至于临事，谁策可用？此臣所谓听言虽多，不如力行之果断者也。 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尚阙者，不过曰无兵也，无将也，无财用也，无御戎之策也，无可任之臣也。此五者，陛下忧其未有，而臣谓今皆有之。然陛下未得而用者，未思其术也。国家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民不多，然尚能南取荆楚、收伪唐、定闽岭，西平两蜀，东下并、潞，北窥幽、燕。当时所用兵财将吏，其数几何？惟善用之，故不觉其少。何况今日，承百年祖宗之业，尽有天下之富强，人众物盛，十倍国初，故臣敢言有兵、有将、有财用、有御戎之策、有可任之臣。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，其故何哉？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。 何谓三弊？一曰不慎号令，二曰不明赏罚，三曰不责功实。此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臣闻号令者，天子之威也；赏罚者，天子之权也。若号令不信，赏罚不当，则天下不服。故又须责臣下以功实，然后号令不虚出，而赏罚不滥行。是以慎号令，明赏罚，责功实，此三者帝王之奇术也。自古人君，英雄如汉武帝，聪明如唐太宗，皆知用此三术，而自执威权之柄，故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汉武好用兵，则诛灭四夷，立功万里，以快其心。欲求将，则有卫、霍之材以供其指使；欲得贤士，则有公孙、董汲之徒以称其意。唐太宗好用兵，则诛突厥，服辽东，威振夷狄，以逞其志。欲求将，则有李靖、李勣之徒入其驾驭；欲得贤士，则有房、杜之徒在其左右。此二帝者，凡有所为，后世莫及。可谓所求无不得，所欲皆如意。无他术也，惟能自执威权之柄耳。 伏惟陛下以圣明之姿，超出二帝，又尽有汉、唐之天下。然而欲御边，则常患无兵；欲破贼，则常患无将；欲赡军，则常患无财用；欲威服四夷，则常患无策；欲任使贤材，则常患无人。是所求皆不得，所欲皆不如意，其故无他，由不用威权之术也。自古帝王，或为强臣所制，或为小人所惑，则威权不得出于己。今朝无强臣之患，旁无小人偏任之溺，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，爱陛下如父，倾耳延首愿听陛下之所为，然何所惮而不为乎？若一日赫然执威权以临之，则万事皆办，何患五者之无。奈何为三弊之因循，一事之不集。臣请言三弊。 夫言多变则不信，令频改则难从。今出令之初，不加详审，行之未久，寻又更张。以不信之言行难从之令，故每有处置之事，州县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，则官吏或相谓曰“且未要行，不久必须更改”，或曰“备礼行下，略与应破指挥”。旦夕之间，果然又变。至于将吏更易，道路疲于送迎；符牒纵横，上下莫能遵守。中外臣庶，或闻而叹息，或闻而窃笑，叹息者有忧天下之心，窃笑者有轻朝廷之意。号令如此，欲威天下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慎号令之弊也。 用人之术，不过赏罚。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，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全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，十年不问。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，与诸将立法，及江南已下，乃复其官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能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，四五年矣，赏罚之际，是非莫分。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。裨将畏懦逗留者皆当斩罪，或暂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矣。所谓赏不足劝，罚无所惧，赏罚如此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此不明赏罚之弊也。 自兵动以来，处置之事不少，然多有名而无实。臣请略言其一二，则其他可知。数年以来，点兵不绝，诸路之民半为兵矣，其间老弱病患、短小怯懦者不可胜数，兵额空多，所用者少，是有点兵之虚名，而无得兵之实数也。新集之兵，所在教习，追呼上下，民不安居，主教者非将领之材，所教者无旗鼓之节，往来州县，愁叹嗷嗷，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，又无训齐精练之法。此有教兵之虚名，而无训兵之实艺也。诸路州军分造器械，工作之际已劳民力，辇运般送又苦道涂。然而铁刃不刚，筋胶不固，长短大小多不中度。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，不计所用之不堪，经历官司又无检责。此有器械之虚名，而无器械之实用也。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，执钝折不堪之器械，百战百败，理在不疑，临事而悟，何可及乎！故事无大小，悉皆卤莽，则不责功实之弊也。 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，则万事弛慢废坏于下。万事不可尽言，臣请言大者五事。 其一曰兵。臣闻攻人以谋不以力，用兵斗智不斗多。前代用兵之人，多者常败，少者常胜。汉王寻等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，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；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，退而归许，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四五万，是用兵多则败、少则胜之明验也。况于夷狄，尤难以力争，只可以计取。李靖破突厥于定襄，只用三千人，其后破颉利于阴山，亦不过一万。其他以三五千人立功塞外者，不可悉数。盖兵不在多，能以计取尔。故善用兵者，以少而为多；不善用者，虽多而愈少也。为今计者，添兵则耗国，减兵则破贼。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，可谓多矣。然训练不精，又有老弱虚数，则十人不当一人，是七八十万之兵，不当七八万人之用。加又军无统制，分散支离，分多为寡，兵法所忌。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，故常战而常败也。臣愿陛下赫然奋威，敕励诸将，精加训练，去其老弱，七八十万中可得四五十万数。古人用兵以一当百，今既未能，但得以一当十，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。此所谓善用兵者以少而为多，古人所以少而常胜者，以此也。今不思实效，但务添多，耗国耗民，积以年岁，贼虽不至，天下已困矣。此一事也。 其二曰将。臣又闻古语曰“将相无种”。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。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材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，以其贫贱而薄之，不过与一主簿借职，使其怏怏而去，则古之屠钓饭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。至于无人可用，则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，皆委之要地，授之兵柄，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。前日澶渊之卒几为国家生事，此可见也。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，但云当今之无将臣。臣愿陛下革去旧弊，奋然精求。有贤豪之士，不须限以下位；有智略之人，不必试以弓马；有山林之杰，不可薄其贫贱。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，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，又何患于无将哉？此二事也。 其三曰财用。臣又闻善治病者，必医其受病之处；善救弊者，必寻其起弊之源。今天下财用困乏，其弊安在？起于用兵而费大故也。汉武好穷兵，用尽累世之财，当时勒兵单于台，不过十八万，尚能困其国力。况未若今日七八十万，连四五年而不罢，所以天地之所生，竭万民之膏血，而用不足也。今虽有智者，物不能增，而计无所出矣。惟有减冗卒之虚费，练精兵而速战，功成兵罢，自然足矣。今兵有可减之理，无人敢当其事；贼有速击之便，无将敢奋其勇。后时败事，徒耗国而耗民。惟陛下以威权督责之，乃有期耳。此三事也。 其四曰御戎之策。臣又闻兵法曰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。”北虏与朝廷通好仅四十年，不敢妄动，今一旦发其狂谋者，其意何在？盖见中国频为元昊所败，故敢启其贪心，伺隙而动尔。今若敕励诸将，选兵秣马，疾入西界，但能痛败昊贼一阵，则吾军威大振，而虏计沮矣。此所谓上兵伐谋者也。今诇事者皆知北虏与西贼通谋，欲并二国之力，窥我河北、陕西。若使二虏并寇，则难以力支。今若我能先击败其一国，则虏势减半，不能独举。此兵法所谓伐交者也。元昊地狭，贼兵不多，向来攻我，传闻北虏常有助兵。今若虏中自有点集之谋，而元昊骤然被击，必求助于北虏。北虏分兵助昊，则可牵其南寇之力；若不助昊，则二国有隙，自相疑贰。此亦伐交之策也。假令二国克期分路来寇，我能先期大举，则元昊仓皇自救不暇，岂能与北虏相为表里？是破其素定之约，乖其克日之期。此兵法所谓亲而离之者，亦伐交之策也。元昊叛逆以来，幸而屡胜，常有轻视诸将之心，今又见朝廷北忧戎虏，方经营于河朔，必谓我师不能西出。今乘其骄怠，正是疾驱急击之时。此兵法所谓出其不意者，此取胜之上策也。前年西将有请出攻者，当时贼气力方盛，我兵未练，朝廷尚许其出师，况今元昊有可攻之势，此不可失之时。彼方幸吾忧河北，而不虞我能西征，出其不意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自四路分帅，今已半年，训练恩信，兵已可用，故近日屡奏小捷。是我师渐振，贼气渐衄，此可攻之势也。苟失此时，而使二虏先来，则吾无策矣。臣愿陛下诏执事之臣，熟议而行之。此四事也。 其五曰可任之臣。臣又闻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”况今文武列职遍于天下，其间岂无材智之臣？而陛下总治万机之大，既不暇尽识其人，故不能躬自进贤而退不肖；执政大臣动拘旧例，又不敢进贤而退不肖；审官、吏部、三班之职，但掌文簿差除而已，又不敢越次进贤而退不肖。是上自天子，下至有司，无一人得进贤而退不肖者。所以贤愚混杂，侥幸相容，三载一迁，更无旌别。平居无事，惟患太多，而差遣不行，一旦临事要人，常患乏人使用。自古任官之法，无如今日之缪也。今议者或谓举主转官为进贤，犯罪黜责为退不肖，此不知其弊之深也。大凡善恶之人，各以类聚。故守廉慎者，各举清干之人；有赃污者，各举贪浊之人；好徇私者，各举请求之人；性庸暗者，各举不材之人。朝廷不问是非，但见举主数足，便与改官，则清干者进矣，贪浊者亦进矣，请求者亦进矣，不材者亦进矣。混淆如此，便可为进贤之法乎？方今黜责官吏，岂有澄清纠举之术哉？惟犯赃之人因民论诉者，乃能黜之耳。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财赂者，亦强黠之吏，政事必由己出，故虽诛剥豪民，尚或不及贫弱。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，众胥群吏共为奸欺，则民无贫富，一时受弊。以此而言，则赃吏与不材之人为害等耳。今赃吏因自败者，乃加黜责，十不去其一二。至于不材之人，上下共知而不问，宽缓容奸。其弊如此，便可为退不肖之法乎？贤不肖既无别，则宜乎设官虽多而无人可用也。 臣愿陛下明赏罚，责功实，则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。臣故曰五者皆有，然陛下不得而用者，为有弊也。三弊五事，臣既已详言之矣，惟陛下择之，天下之务不过此也。方今天文变于上，地理逆于下，人心怨于内，四夷攻于外，事势如此矣，非是陛下迟疑疑宽缓之时，惟愿为社稷生民留意。臣修昧死再拜。

孔安国有云：《序》者，所以叙作者之意也。窃以《书》列典谟，《诗》含比兴，若不先叙其意，难以曲得其情。故每篇有序，敷畅厥义。降逮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以记事为宗，至于表志杂传，亦时复立序。文兼史体，状若子书，然可与诰誓相参，风雅齐列矣。 迨华峤《后汉》，多同班氏。如《刘平》、《江革》等传，其《序》先言孝道，次述毛义养亲。此则《前汉·王贡传》体，其篇以四皓为始也。峤言辞简质，叙致温雅，味其宗旨，亦孟坚之亚欤？ 爰洎范晔，始革其流，遗弃史才，矜衒文彩。后来所作，他皆若斯。如是迁、固之道忽诸，微婉之风替矣。若乃《后妃》、《列女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儒林》，凡此之流，范氏莫不列序。夫前史所有，而我书独无，世之作者，以为耻愧。故上自《晋》、《宋》，下及《陈》、《隋》，每书必序，课成其数。盖为史之道，以古传今，古既有之，今何为者？滥觞笔迹，容或可观；累屋重架，无乃太甚。 譬夫方朔始为《客难》，续以《宾戏》、《解嘲》；枚乘首唱《七发》，加以《七章》、《七辩》。音辞虽异，旨趣皆同。此乃读者所厌闻，老生之恒说也。 夫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无法，则上下靡定；史无例，则是非莫准。昔夫子修经，始发凡例；左氏立传，显其区域。科条一辨，彪炳可观。降及战国，迄乎有晋，年逾五百，史不乏才，虽其体屡变，而斯文终绝。唯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邓、孙已下，遂蹑其踪。史便中兴，于斯为盛。 若沈《宋》之志序，萧《齐》之序录，虽皆以序为名，其实例也。必定其臧否，征其善恶，干宝、范晔，理切而多功，邓粲、道鸾，词烦而寡要，子显虽文伤蹇踬，而义甚优长。斯一二家，皆序例之美者。 夫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，苟模楷曩贤，理非可讳。而魏收作例，全取蔚宗，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异夫范依叔骏，班习子长。攘袂公行，不陷穿窬之罪也？ 盖凡例既立，当与纪传相符。案皇朝《晋书》例云：“凡天子庙号，唯书于卷末。”依检孝武崩后，竟不言庙曰烈宗。又案百药《齐书》例云：“人有本行字者，今并书其名。”依检如高慎、斛律光之徒，多所仍旧，谓之仲密、明月。 此并非言之难，行之难也。又《晋》、《齐》史例皆云：“坤道卑柔，中宫不可为纪，今编同列传，以戒牝鸡之晨。”窃惟录皇后者，既为传体，自不可加以纪名。二史之以后为传，虽云允惬，而解释非理，成其偶中。所谓画蛇而加以足，反失杯中之酒也。 至于题目失据，褒贬多违，斯并散在诸篇，此可得而略矣。

皇帝八载，四海归一。普率王臣，义无自逸。举目新亭，兴言纬恤。 驾牡瞻乌，敢歌蟋蟀。爰击中流，稍休暴膝。高山峨峨，琼海沕沕。 铜柱人遥，分茅岭出。谁嗣芳踪，为古今匹。自西自东，履屣相?。 天生以为，为我明室。南国惟召，东郊惟毕。惟兹百粤，腥风次栉。 顺长屈丑，前掎后抶。左馘楼兰，右稿支郅。昔之豕蛇，今之蜣蛣。 一狼千羊，畴敢再咥。闻于天子，天子曰悉。井渫不及，其羞在繘。 课绩书庸，其谁与尼。锡尔介圭，为时柱礩。价人维藩，子衣宜七。 龙旗和铃，鞞琫有珌。登是南邦，于胥有駜。大启尔宇，为西土率。 东西咸喜，戎有良帅。天步多难，彼腥载楖。吁嗟彼人，空羞韎韠。 谁蕃谁屏，畴甲畴乙。相依首鼠，相持蚌鹬。养敌纵奸，人功是嫉。 冠箕剑颐，为蚁为蛭。垒骨成丘，去金万镒。睅其皤其，弃甲山崒。 已覆前车，未惩后轶。长驱近远，使民战栗。王赫斯怒，奋我徒卒。 鲁阳回戈，彦章移日。因四海心，除天下疾。既远污尘，既止狂獝。 慨彼愚嚣，置此迷述。贞丈人师，出长子律。王来自东，东人孔壹。 肃将天威，无远或佚。德威流行，不速而驿。邳离前驱，新息嗣跸。 孟守珠还，寇公竹茁。易兹介鳞，去彼虮虱。拔兹柞棫，攘彼藜蒺。 有狨就绳，有鲸就繂。山氛再拭，海波无?。惟兹百粤，多欢少怵。 蚩蚩倒悬，初离拲桎。如鱼去罛，如鸟去罼。儒归于庠，工反于术。 旅出于途，居安于筚。田畯南亩，秋收冬挃。士无离伍，军无废戍。 明明我王，其衷孔佶。有翼有严，其仪孔佖。不闻亦整，不谏亦密。 好谋斯成，临事奚慄。自今以始，赏信罚必。星激电驰，风呵雷叱。 求民之莫，念时之绌。总勒矛戈，毋骚艾铚。饮檗茹荼，远谢芳飶。 刬除色声，罢遣行佾。补疮息痍，剔摩啾唧。于铄王师，几烦毖诘。 闵予一人，赖王仔佛。惟皇鉴观，惟天阴骘。俾而炽昌，俾而寿谧。 如陵斯长，如冈斯嵂。斯升斯恒，罔骞罔黜。南台北莱，四方其聿。 至于海邦，歌景吟霱。仙李蟠根，敷华茂实。临淮西平，繇兹绍遹。 人之好我，从民之质。民意则然，王心有凓。忧国悲时，悄如自失。 翘首翠华，岂遑玉璱。履及于■，剑出于?。 未舞虞干，未止胡篥。钟簴愧晟，壁垒惭弼。建彼旟旄，砺此鈇锧。 奋我同人，惟敌是堲。撤绸牖桑，耻逾淮橘。狄梁为唐，有参有术。 窦融依汉，如亲如昵。大哉王言，天叙有秩。有斐君子，宜胶宜漆。 终于吓咺，始于僩瑟。大夫百执，至于尹姞。庞眉豁齿，父兄子侄。 踊跃欢呀，歌衡乐泌。余司彤管，抚衣执笔。肆好匪夸，穆如匪溢。 带砺宜铭，旗常在帙。麟阁云台，请从是吉。